返回《对影成三人》刘铮:“告别”摄影

时间:2013-08-10

       对影成三人,今天有幸地来到了著名的摄影家刘铮的家里,还有跟李媚老师一起来跟他探讨一些关于刘铮的创作、生活,包括跟他未来有一些新的变化,展开一些探讨。
  就从最近三影堂刘铮的展览《惊梦》谈起,虽然这个展览是2008年就看过的一个展览,好像这次又重新完整地拿出来,其中这个采访有一句话是比较煽动性的,说你 要“告别”摄影界。



一、【“告别”摄影】

        刘铮“告别”摄影--开始电影之旅
  李媚:拍电影。我在你的博客上看到的,当时真是很惊讶,心想刘铮又要开始一个新的开始。
  刘铮:想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摄影这个行业有很多我自己难以改变的状况,我到另外一个圈子我能跳出来。
  李媚:你难以改变的状况是什么?
  刘铮:好多。
  李媚:摄影本身还是外部?
  刘铮:摄影本身,我觉得摄影是任何艺术都是一个生态,而摄影这个生态,尤其是中国的生态存在特别大的一个缺陷,最主要的一条是摄影市场在中国是非常残缺和病态的,是我必须有其他的一个身份,在中国我不介入太多摄影的东西,摄影作为我私生活的一方面,我会把自己放在自己心里去坚持,我是这么一个态度,我去做其他的事情,能够好好地工作生活,不再介入摄影的一些讨论。
  李媚:说得俗一点,直白一点,如果你是一个其他的身份,你是艺术家,你是一个电影导演,你在爱好摄影或者你在拍照片的时候,你在做摄影,那会不一样,如果你自身是这个生态里边的人,比如说价值,这个身份的价值是不是就会被打折扣或者不受影响,你是这个意思吗?
  刘铮:我对摄影家这个身份本身有点不认同,甚至有时候是抵触。尤其是什么呢?摄影师更荒谬了,现在一介绍谁谁谁就是摄影师,我觉得摄影师完全是外人强加给你的一种东西,不存在,而摄影家也是外人强加你的,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只是看你好像与摄影有关,摄影家觉得已经是恭维你了,其实只是你的一小部分,每个人要做什么,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自己要寻找自己真正要做的事,在电影里边有更多的可能快乐的事情或者去探讨一些更高级的事情,在摄影里面中国现在这种现状其实已经很大程度的阻碍了中国摄影的健康发展,因为最后一定要有人去买单的,任何一个艺术,最后要有人去买单,可是中国的摄影基本上是没人买单的状况,买单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收藏家,一种是美术馆,这两者是最重要的,可是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两者都没有承担起这个责任,收藏家如果是从心里热爱,从收藏传统来说,他不具备这种传统,他只是现在开始有了这个意图和苗头,然而他现在只是刚刚开始,他的认识非常不专业,他的操作也非常不专业,所以这种情况根本不适合今天这种摄影的发展,而且他选择,这种选择只是按照他的思路选择,欠缺一个特别完整的、成熟的学术体系,只是激情消费,个别人的激情消费,不构成对整个摄影生态良好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在这里边凑那个份子,我跳出来爱买不买,真的,你也别天天嚷嚷说我要买写谁谁的作品,爱买不买,真的。


刘铮:只做自己喜欢的电影
  李媚:刘铮要做电影不纯粹是这个,那是一个更大的世界,我还有一部分在电影语言上又比税更宽泛,而且他的受众面宽得多。
  蔡萌:你拍电影我感觉是挺突然的一个事,我们都觉得挺怪。
  刘铮:不突然,我喜欢电影多少年,要不然不会跟贾樟柯那么好,跟顾长卫也那么好,为什么?就是当年我们在一起聊的很多就跟电影有关,只是人家一直开始就坚持,他拍《小武》的时候我们就那么熟,如果那个时候我说我跟你干了,我今天可能也是拍电影,真的。《小武》二三十万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咱们现在可以多一点点,也可以拍。
  李媚:电影是一个很大的投资。
  刘铮:不一定,电影就是一个流动的画面。
  李媚:微电影。
  刘铮:不一定微,我可能对着一个东西弄两个小时也是一部电影。
  蔡萌:现在做这种电影挺艰难的。全球的电影被好莱坞霸权几乎改变了所有人对电影的经验。
  刘铮:我做电影有一个底线,第一绝不考虑商业,就是我要做电影,我这个电影是留给二十年后面的人看的,我不考虑商业,任何不考虑,这是我的底线,如果要拍这部电影所有钱在这儿放着,不考虑任何人。
  蔡萌:你没有必要放弃摄影。这个都不考虑商业,摄影不可以不考虑。
  刘铮:主要是玩的爽,我并不是说用这个来挣钱。这种玩的爽比较愉快。
  蔡萌:摄影玩的不爽。
  刘铮:不跟他们谈那种低级问题了,这个比较爽。
  李媚:也面临一个问题,必须得生存,电影必须要有经费,显然又陷入一个很困境的状态。
刘铮:不一定,艺术电影还是在艺术里头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因为中国做艺术电影的人太少、太少了,包括你刚才说的那部分是做纪录片的,中国有庞大的主题,可是艺术电影是什么?是对电影的语言有一种更超过所谓的叙事篇,更大的一个空间,你可以随意探索,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判断去控制你,没有投资人,可以不考虑,我自己投。自己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拍出来想看就让他们看,不看拉倒,以后再看。
  蔡萌:我估计你做的应该是叫移动影像,让你的影像动起来,其实摄影里头加一个时间概念,就是电影了。
  刘铮:像迪尔维奥拉的作品,那是一个屏幕,这些人就是一张照片,你呆的时间长,你发现是动的。
  蔡萌:镜头极为缓慢地推上去。
  刘铮:动了一个小时就是一个电影,电影的概念不是说电影院的东西,电影是一个流动画面,是一个综合艺术,是一个更强大的艺术形式,我是这么理解的。
  李媚:这样可以使你超越很多东西的局限,飞起来,你可以飞起来。
  刘铮:不一定,也有很多,一旦飞起来有更多的可能性以后,需要更多的一些支持,更多的判断,这个可能是要面临、学习的。
  李媚:而且是一个很综合的能力,可能比摄影有意思。
  蔡萌:有视听语言,不光是视觉还有听觉。


刘铮谈电影:拍跟内心有关的东西

  刘铮:摄影这个就是大家,我要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大的开阔的一种可能性,让大家敢想,搞摄影的人老认为是搞摄影的,我的那个东西一定是那么一个东西出来,不是,做艺术,我们只是现在好像更能够把握这个平面,每个人都可能去做更加丰富的艺术作品,每个人都有可能,以后不能以做电影、做摄影、做这种东西去给每个人一个标签,大家都是艺术家,我觉得中国应该有这样一种习惯,这样一种认定身份的习惯,比如一说这是艺术家,艺术学院就是学艺术的,一说艺术学院学啥的?学版画的,不一定,就是学艺术的,只是偏重于哪个方面。应该有这样一种概念在里边。所以我觉得不要控制自己,让自己去随性地,人生很短,随性地做点儿自己,让自己有荷尔蒙的东西。
  蔡萌:跟你自己内心有关系的。
  刘铮:每当我看到黑泽明,每当我看到那些人,我就觉得我肯定能拍电影,可是每当我看到中国电影的时候,我觉得电影真的是绝望了,前两天我很大的不幸我把被保养的时候没事干去看场电影,结果只有一个选择《小时代》和《不二神探》,我说《小时代》算了,看《不二神探》吧,我看了半个小时,我觉得中国今天的电影有一大部分电影已经不是为我们拍的了,完全属于弱智群体的集体堕落。我觉得就是堕落了。
  蔡萌:你觉得电影侮辱你智商了。
  刘铮:真的是可耻,那样居然叫电影,可耻。
  李媚:有时候偶尔在央视的六频道看到那些电影的时候,你真的觉得怎么这么惨不忍睹,怎么是电影呢,为什么花钱做这样的东西出来。
  刘铮:我们多做几部能够切中实质的,切中人内心的、人性的电影多好,花不了多少钱。
  刘铮:一到大场面此处略去大场面五分钟,干嘛,非要有大场面,谁想象不出来,就《三国演义》里攻哪个城都有那一段,有意义吗?没有意义。黑泽明包括《罗生门》,《罗生门》能花几个钱。
  李媚:现在的大场面,我前段时间看了新悲惨世界,我看了我也傻掉了。
  蔡萌:音乐剧那个。
  刘铮:那是另一种,那是听觉。
  蔡萌:我听杨培忠也在谈那个电影,看完那个说话哭了,歌剧的那个。
  李媚:开始的场面太大了。
刘铮:那个确实是经典,太棒的一个电影,那才叫电影,但是每个人都是演员,不是群众演员,多棒啊。
  蔡萌:杨培忠谈这个电影主要是感觉那个年代和今天中国很象,早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人性堕落,没有底线,是混乱的时代。
  李媚:底层人。
  蔡萌:他们就在谈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我看见魏松新出了一本书讲这个,他说他哭了。
  刘铮:那个电影很棒,回来以后我和我媳妇三天对话都是唱歌的。
  蔡萌:你之前做的那些东西怎么样?
  刘铮:之前做的我在做一本书,肯定会继续,我的电影是有剧照的,每一部电影肯定有几十张剧照做一本摄影书,可能像电影连环画。

刘铮:我对做摄影展的要求不多
  蔡萌:你之前拍的《国人》、《三界》、《京梦》、《9·11幸存者、《革命》等等,这些东西后面有展览还会拿出来吗?比如说我们做的双年展,我们想总结一下过去多少年的中国摄影,看看能不能把刘铮的作品拿出来。你会拿出来吗?
  刘铮:只要管材料费就行了。
  李媚:管制作费。
  刘铮:不能老让艺术家赔钱赚吆喝,值这个钱,张艺谋那么有钱也不会投一分钱在他的电影里,就是这么简单,他不应该干这个,什么钱他都不掏,他要挣钱,导演的钱,包括提成,包括票房提成,中国艺术家也是,做展览不应该收钱的。
  蔡萌:画油画的或者画国画的也给他办展览还拿笔墨纸砚钱,画布钱,油画颜料钱?
  刘铮:胶片钱没管你要,只是装裱。
  蔡萌:油画也装裱。
  刘铮: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不是一个概念。
  蔡萌:油画有唯一性,这个弄了多少套,每一套按照高标准就吃不消了,是这个意思吗?
  李媚:还有你想想他的市场价值和这个真是不一样,艺术家的处境也要去想。
  蔡萌:照片卖的感觉很贵,材料费占了很大一块,油画比起来材料费只是零头都不是。
  刘铮:而且艺术这个事说实在话,杉本博司那个照片多少钱吗?
  蔡萌:我还真不太知道,十万美金。
  刘铮:杉本博斯的照片24寸的《大海》将近三百万人民币,老一点的,不好找到的。《闪电》那一组照片,差不多一张在四、五十万。三百万是人民币,就桌子这么大一张,五、六十万美金。所以说中国也许哪一个收藏家说我有一张杉本博司,他会感觉很光荣,掏点儿钱买中国艺术家一点东西,其实这里有蛋的区别,就是权力和资本的游戏,这也是我对艺术绝望的一点,我就做我热爱的影像,不求他。


摄影的改变--让影像回归艺术
       蔡萌: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东西,这个方向挺重要的,走对方向可能就能持续很久,有一些事可能也许你开始的时候方向就是个错误,以至于可能很快就导致你放弃掉,在转向。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要清醒地知道什么是你能把握住的,能够选择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以前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你凭什么你能知道你走了一条很对的路走下去,你有先见之明,先知先觉?后来我发现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这样的人,想的特别明白,清楚极了,你去民国看那几个能人真是想的清楚,确实有先见之明,于是我就觉得,看今天这个时代其实应该也有,但是一定是小众的,一定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号称中国射影酉几千万搞摄影的人,其实我们在这儿坐下来,看我们这个视频的人几十个、上百个就差不多了,但是我想可能也就够了,跟这几十个人,上百个人跟几千万的人比起来笑的不能再小众了,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认为这部分人还是很重要的,索兴你要是想清楚了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自己想清楚这个事,该干嘛就干嘛,坚持往下走下去,而且我觉得只要选择对了一定是在这里能得到乐趣,而且这个乐趣一定是能够支撑着你能够走得很远,一直走下去,否则没有乐趣,很难坚持。
  刘铮:关键是现在社会变革太快了,特别是网络,电脑的介入,包括手机这些智能手机的介入,就拿摄影来说,跟摄影改变多大,连世界最牛B的图片社都开始解雇摄影师,解雇二十八个摄影师,哪怕普利策回家对不起,以后第一线新闻全部不再依赖专业摄影师,全部是现场的,普通的老百姓拍的视频,瞬间上网,卖到图片社,卖多少钱,大家都采购完了,所以说专业摄影师回家,再牛B的专业摄影师我不养你了,没有用,因为你到不了那里,这几年重大新闻全部都是手机拍摄。
  李媚:让摄影在这个领域里边退出,专业的退出。
  蔡萌:现在这个手机的像素、质量越来越好,以后很可能,几年以后它的质量超过4×5、8×10,我摁一张超过8×10,放两米大,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样以后我觉得摄影这部分功能完全让给大众,你看现在包括对社会的介入,包括对城管的监督,包括红霞事件,这都是摄影、手机、视频这些东西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在传播领域太大的革命,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这一点来说对摄影艺术要返过来重新思考,艺术家找到自己新的位置。
  蔡萌:其实是对艺术家太好的一个时代给他提供的一个语境,你怎么针对这个语境。
  李媚:让影像归到艺术。
  刘铮:就像绘画不再是给人画像的,一下子给扔到艺术里去了,现在摄影也是,这部分一下子,我说的是视频跟摄影,是一个整体的艺术形式。
蔡萌:版画一开始也是印刷术,也是一个传统印刷术,印刷术发生了多少革命,就是一个学院艺术。
  刘铮:现在摄影也要扔出来。
  李媚: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蔡萌:我觉得非常好。
  刘铮:非常好,可是对于新闻学院的摄影系灭顶之灾。
  李媚:灭顶之灾就是灭顶之灾,这是现实。
  刘铮:你不是利益集团里的,你要是新闻学校开了几个摄影系就麻烦了。
  李媚:新闻是永远需要的,你培养你的记者。
  刘铮:培养不了啦,不是记者。
  李媚:不是摄影记者,记者是需要的。
  刘铮:摄影记者这块瞎了。
  李媚:记者是需要,编辑也是需要。
  李媚:你永远不要培训,每个人都是成熟的摄影家,不用了,真正变成一个大众工具。



二、【摄影收藏市场】

中国的艺术收藏制度
  蔡萌:上次跟盖蒂博物馆策展人聊,在三影堂,就说他们在收藏“收藏家”,他认为国外收藏家系统已经培育得很好了,摄影收藏,尤其是在美国,等于是他们不断要勾兑这些收藏家,你们有很多看看能不能捐给我们,看看你怎么处理或者怎么能够合作,搞一搞,经常他们在搞这些事,美术馆、博物馆也不是说很有钱,也需要有馆长用各种方法跟策略收这种东西,其实说白了你在西方会发现是一个很好的生态,有收藏家,上头有博物馆,博物干跟收藏之间有互动,收藏家的藏品私人收藏会慢慢收藏到公共收藏范围内了,这个里头都是有关联的,在中国完全都不相干。
  刘铮:有利益、有政策保证。
  蔡萌:美国的税特别厉害。
  刘铮:收藏家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蔡萌:制度。
  李媚:艺术制度。
  刘铮: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让他去促进文化发展,让他促进公共的发展,中国没有这样的东西。这个是客观现实。
  蔡萌:整个美术馆跟私人谈收藏,不是说收藏摄影,就是收藏一件雕塑或者收藏一件绘画得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凭什么给你,给你完了有什么样的政策,又没有相应的免税这些东西。
  李媚:甚至能不能很好保存都是问题。
  蔡萌:这一任馆长靠谱还行,我信任你,但是换一个馆长,完全可能就另一回事了。
  李媚:没有制度保证,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蔡萌:制度不给力。
  李媚:何止是艺术收藏,没有制度保证在一切领域里边都是这样的。
  刘铮:中国的艺术界在我看来完全是中国政坛的一个缩影。
  蔡萌:有没有可能在体制外形成一个制度,我想既然说这个体制内的制度不太行。
  刘铮:靠理想主义不行,就是靠真的,非常良性的一个政策,没有这种良性政策,理想主义根本不靠谱,靠一两个人解决不了问题。
  蔡萌:十年前谁能想到798形成这样一个画廊的生态。之前中国生态只有一个官方的、体制内的这样一个系统,现在这十多年过来好象有一个民间的系统在形成。
  刘铮:关键是形成了一个大的利益圈,有人出钱,有人挣钱,就能形成这个利益圈,而在摄影里这个利益圈怎么形成,第一谁来出钱,第二谁挣钱。
  蔡萌:现在能不能挣钱。
      刘铮:现在你发现在摄影里挣钱的基本是传事的,出钱政府,政府为啥?为文化吗?不是,为政绩,中国所有的艺术节,摄影节为什么会出来,就是有很多的钱扔在这里,最后扔到哪里了?到摄影家兜里了吗?一分没有,这个生态到最后就是该挣钱的人没有挣到钱,都在可怜的摄影家、艺术家,这样下去肯定是空的,主要是一帮中间人挣钱了,艺术家没有挣钱,永远是赔钱挣吆喝,别人说做一个大展览,老刘支持一下,我说做一张照片就得五、六千块钱,十张照片就五万你出吗?说:“哎呀,我们这儿穷,我们这儿没钱。”其实他那儿肯定有一笔钱,那钱大家分了,你赔钱赚吆喝,这样的展览如果我一年十个,我就要赔差不多四、五十万,后来我说算了,这种事别找我,哥们付不起制作费,说这个话也是一种勇气,一般人说这个话要丢人的,说刘铮怎么混的,连制作费都交不起,不是这么回事,是应该他出的,他扣了。政府可能五百万,他这部分能扣下来两百万,就哥几个分了,这种是不用说了,所以该挣钱的人没挣到钱。
  李媚:潜规则。
  刘铮:有人出钱又不是为了艺术,我不知道这个生态什么时候真正能够转起来,一定要让艺术家有收入,可是这个生态里看不到。
  蔡萌:材料费,让他做东西至少给一个材料费,有一个自己呈现作品的机会。
  李媚:艺术家纯粹是太苦了,如果纯粹做摄影真的很苦,一个题目好多年做下来。
  蔡萌:最后呈现还得装裱、打印、喷绘全是钱。
  刘铮:时间机器打印一张像多少钱?一平米是九百块,九百元,就是桌子这么大是九百元。如果是三明治装裱是一千五,一平米一千五,这都是很高的价格。
  蔡萌:两千四加一个外框五、六百,三千块。
  刘铮:十张下去又是几万块。
  蔡萌:一米或没多大呢?一般都是做几米,做两米以上,做大点儿,做不起。
  刘铮:那次的拍卖,钱第一我不挣,第二装裱我一装裱差不多五千块,第三个地方找我的时候就说支持一张吧,他们这样下去我支持不起了,支持不起,居然一张照片他们拍卖钱归他们给灾区,我说我捐一张意味着我损失五千块,我弄了三张,我损失一万五,有人各得其所,我损失一万五。
  李媚:捐给灾区应该全部是拍卖的作品全部给灾区。
  刘铮:都给人家了,他拍卖挣钱把钱给灾区了,可是我要花五千块钱来作出这样的照片。
  李媚:你给灾区捐了一万五,直接成本。
  刘铮:不是一万五,成本是一万五。
  蔡萌:材料费。
  刘铮:如果不介入这件事可能会遭遇一些道德谴责,恢复有这种问题出现。所以说好事也是不好的地方。有时候有一些事就算了,想想算了。


刘铮:真正好的东西十年后是买不到的
  刘铮:从我的结果来看,说实在话,我非常客观的从我自己的感觉,中国的收藏家、摄影收藏家,至少十年以后他才真正明白摄影是咋回事,从现在来说可以按照他的思路去做,可是真正好的东西十年以后他买不到的,中国摄影收藏家我基本上不是抱特别大的希望。
  蔡萌:好东西为什么十年之后买不到呢?
  刘铮:卖完了,他认为永远有,我告诉他谁的作品也不是书架上的书,什么时候想取他永远在那儿,不是这样的,他应该有自己的思路,按照自己的判断果断下手,不然的话他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李媚:这也难怪,确实第一收藏界本身是一个很缓慢形成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就是摄影本身在收藏界是很晚才进入他们的视野、视线,就是要真正的明白什么作品是应该收藏的,确实是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大家不具备,很多基本尝试我觉得可能都是有的。
  蔡萌:我最近接触一些藏家发现,也不是藏家,就是的一个朋友,他很多藏家很熟,他跟我讲现在很多企业家、新的权贵阶层或者说白一点就是暴发户,他们买东西都是凭借名家,不管是油画也好,国画更甭说了,名人字画更甭讲了,就是油画一定买当代名家的这些人,耳熟能详的,一提起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那些人,还有一点钱的就是去国外买,去国外买一定是买培根、弗洛伊德,买这些人,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我没有判断力,名家就是很重要的。
  李媚:那就是买股票了,跟艺术没有多少关系。
  刘铮:没有多大关系。
  蔡萌:他们买的是他们能接受、把握的了的,比如油画写实的,买的人就是大家竞争的多一些,因为他们对写实比较有那种经验,过去你想他们的视觉背景,好像你弄的太那个什么不太容易接受,都跟文化背景有关系,所以你说真正要培养把,把这个藏家培养出来慢慢喜欢当代艺术,慢慢再喜欢到摄影上,很累的。
  李媚:一百年。我觉得没关。
  刘铮:艺术市场成熟发展必须是资本的介入,现在资本真正的资本根本看不上摄影。
  蔡萌:国内是这样。


中国摄影收藏市场的缺陷
  李媚: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确实是从收藏家来说,整个市场并没有把摄影作品,就是和其他艺术品等同起来,没有一个平等的地位,这也是一个问题。
  刘铮:媚姐我是这么看的一个问题,中国当代艺术为什么有空前的发展,包括传统艺术里的国画为什么有空前的发展,主要是中国的、社会的一些现状所决定的,尤其是中国腐败的恒星,让艺术直接成为腐败的一个帮凶,成为洗钱的工具,国画早就二十年前,早就已经疯狂发展了,无数的国画家简直过着我们想象不到的富裕生活,真正的中国最早富起来的不是当代艺术,是国画,国画在世界艺术史里边基本上不占位置,可是现在在中国真正的占有很大市场份额的一个艺术形式,然后就是当代艺术。
  蔡萌:艺术市场的大毒瘤。
  刘铮:然后就是当代艺术,他们看重了当代艺术资本无限膨胀的可能性,开始利用当代艺术这样一个新的一种形式,开始是反对的,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可以说多少是多少,这是一个新的领域,然后被利用了,被发展了。而摄影……
  李媚:受西方刺激其实当代艺术这个市场是这样的吗?
  刘铮:不能这么说,我觉得是一批人要洗钱,他选择了一种新的方式,而摄影不具备被洗钱的可能性,摄影太便宜了。一张摄影作品可能要洗二、三十次才能构得上一幅画,大家很累,这个动机不存在,所以中国的收藏家基本上不具备真正的收藏热情,没有这种摄影真正的热情投进去去研究,去收藏,怀着那样的责任,留下一个博物馆,这样的人太少了,即使有也是刚刚介入,我等不了他,所以我觉得在摄影这块我不准备在中国好像摄影这样一个生态,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不抱希望了,不玩,不跟他玩,爱买不买,就完了,而且摄影本身有一个特点,像版画一样,它有版号,版号在这里收藏家觉得以后再买也行,肯定还有,去你妈的,真的,老子以后可能不卖给他了,我觉得这都是摄影本身的一些问题,结合中国自身的问题,让摄影在这种生态下无法健康发展,所以我想跳出来,离他远一点,把摄影作为自己的私生活放在信里,然后去做我的电影,做我的其他像媚姐说的很快乐的事情,我们可以去做。不跟他们去讨论这个问题,不拿他这根葱当葱就完了。
  蔡萌:地震的时候,大家都在微博上卖照片,捐款,我听说好想你不是发现说很多藏家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通过微博,通过私信的方式跟艺术家联系,找到艺术家来买,来交易。好像带来了一个新的变化。
  刘铮:有这样一个方式以后我可以进行一个试探,比如说到底有多少潜在的收藏家,毕竟会有一部分露出。还有到底有多少摄影的艺术家的资源,他也会露出来,可是有很多特点,像这样一种平台上面,肯定不很规范,而且初期更不规范,所以说只适合可能二、三流以下的,或者刚刚入门的一些人的初级的判断、试探。
  李媚:没有真正懂摄影的收藏家。


刘铮的作品销路与国外收藏
  李媚:我要问你,你靠什么挣钱?
  刘铮:这一点我要回答媚姐的问题,世界不仅仅是中国,还有以前我们没靠过中国,以后我们也不靠中国。
  蔡萌:还是在外头。
  刘铮:我觉得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可是外面的乌鸦稍微可爱一点。
  李媚:其实是这样,外面的秩序是建立了的,是有体制的,是有一个制度保证的。
  蔡萌:靠谱的地方多一点,毕竟比咱们靠谱的地方多一点。
  李媚:判断不一样、价值不一样。
  刘铮:有一部分人是真的按艺术的思路在思考问题,真的,而且我能从他们眼睛中看到他们喜欢艺术,真的热爱艺术。
  李媚:他是有判断的。
  刘铮:来我这儿的外部收藏家,我觉得很可爱,中国收藏家我老是见一个也好就发誓说绝不卖给你,经常这样。我真的,我就扔在你那儿,我会觉得我儿子受委屈了,真的,所以说每次我就这种感觉,以前不靠中国,以后咱也不一定靠他,真的,可以以别的方式去活。
  李媚:那挺好的。看来我是瞎操心了,其实外面的市场蛮大的,刘铮也从来没有靠过中国。
  刘铮:以前我只是有一段怀揣了一点点责任感,我觉得这片土地需要点儿什么,现在我对这片土地说实在话不抱多大希望,我觉得这些人还需要时间,需要学习,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咱当鸡也卖一个好妓院,不在这儿。
  李媚:这叫至理名言“当鸡也卖个好妓院。”
  蔡萌:咱这儿没有好妓院。
  刘铮:他对你真的是从心底没有尊重跟敬畏,没有。
  蔡萌:这一点确实没有。
       李媚:想起来真的好窝囊。
  蔡萌:这一点不光是收藏家,前段我接触台湾叫许小虎的搞书画鉴定的人,你想研究艺术史的,搞理论的人,突然发现这个人对艺术的热爱,这就是把心拿出来放进去,是那种,完全是法子肺腑的对艺术的热爱,凭着这些热爱去研究艺术史,不像我接触到国内那么多搞美术史的人对艺术的感觉,至少也许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国内至少我没有看到有这样的,真的是对艺术那种热爱,你觉得好像说比一些你见过的艺术家对艺术热爱的程度还要深,这是让我觉得特别差异的一点,她长了一头金发,像个外国人混血儿,但是说一口很流利的中文,在台湾隐居在日月潭山林里。
  李媚:她的名字也挺怪的,挺好玩的老太太,许小虎。
  蔡萌:她是一个那样的人,真的不管是收藏还是创作,还是你做创作的更是了,还是你做研究也好,只要是跟艺术有关的都得有这样一个心态,对艺术始终是当作你内心中一个无法割舍的,必须在里头占了一个非常大比重的部分,或者至少把心掏出来放在艺术里,始终是这样的状态,那个才能作出一些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甚至是我觉得能够至少说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其实你做创作也一样,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当时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投入进去,做了那个东西,你感觉好像是能骗得了别人,但是你是骗不了自己的。
  刘铮:骗不了。
  蔡萌:这个东西可能挂几天,挂一年以后根本看都不愿意看,不是你发自肺腑出来,跟你内心有关的东西,真正投入进去的状态做的东西一定是至少你都会很快把它厌恶掉。这个你说整个要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就是一个大的艺术培养、艺术教育的问题。艺术家也好,收藏家更是。
  李媚: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过度的时期里。
  刘铮:我们等不到。


浅谈中国古代的收藏家
  蔡萌:我觉得我们感觉好像是退化了,中国古代应该还是有很多这样的藏家,比如董其昌,一定是这种。
  刘铮:很多的,他们生活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咱们没有。
  蔡萌: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人,一定是。
  刘铮:那批人已经灭绝了。
  李媚:那种传统也已经灭绝了。
  蔡萌:甚至那种去欣赏、去鉴赏,那种眼睛也都失明了,今天几乎没有太多人,甭说现当代,回到古代真正把握住,有那双眼睛真正能欣赏、体会到,那人都不多,整个是一个退化,对于传统来讲是退化,对于像摄影这块是一个缺失。好像大家在中间,在中间好像喜欢的是挺奇怪的,水墨、写实油画这种,这个可能是跟现在我有时候想可能是不是跟那一代人,现在先富起来的这帮人,这些权贵们、新贵,这些暴发户,他们大部分都是年龄在50后、60后这个阶层,这个年龄层,这个年龄层的人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整个视觉背景看到的是什么,再有一些连环画,可能还有一些古代的,可能是这些东西在他年轻成长的过程中,那种视觉训练或者视觉经验,视觉经验至少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经验,基于这个经验,他今天所能够接受和理解甚至能把握住的视觉艺术应该是什么?想来想去就是油画写实性的,还有是国画那种传统,相对传统,其实今天真正传统你也看不到,有什么人真正能做到传统那份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现状,好像是。可能也有喜欢当代艺术的,我也听说过有大藏家收藏装置,像王鲁炎那种大装置,租库房,整个收一件装置什么的,也有,因为我也不理解,不认识,不太了解怎样一个动机,我不太能判断,但是也有,中国也有,那个是基于什么动机。


刘铮:如何储存一个影像
  刘铮:现在我们在拍那么多的照片,我们都存在那儿了,存在手机里,存在硬盘里头,前两天有一个事,有一个老大爷快去世了,去世了以后拿出一个遗嘱,翻出来他的遗嘱,在两张我们刚有电脑的时候软盘里头。
  蔡萌:3.5寸盘,方的。
  刘铮:这么大那个转的小薄片,最后找不到机器打开,后来找着了,说早已消磁,根本无法恢复。这个存储的东西,这个媒介很可能更新非常快。
  李媚:这种小小的采访机的磁带会不会?
  刘铮:也会的。也要不停地导。
  李媚:我爸爸生病的时候,我让他谈他自己的一生,我有五盘这个磁带,不知道上哪儿导。
  蔡萌:我三、四岁的时候录音现在还能听。
  李媚:我很怕,不知道保存。
  刘铮:你能听是个案,有很多听不了。
  李媚:3.5寸的盘。
  刘铮:现在我们的存储器是有问题的,这个存储的东西是不稳定的,我们拍的这些东西很可能有一天打不开或者蒸发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胶片更靠谱,有时候是这样,胶片是一个物,那个东西是一个数字,说没就没,那个东西一点道理都没有,这个东西大家都没有意识到,就是拍,多了删一批,疼点儿,其实你删的东西是回不来的,很多东西再也没有了。忽然到最后有一天忽然发现啥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老了发现以前的东西没有了。
李媚:即便你留着比如说这种存储方法有问题到时候也没有了。
  刘铮:都有可能。
  刘铮:还是需要一个物的东西,在这种环境需要物的东西。
  李媚:又回到刚才咱们说的问题,这种物质形态的存在。
  刘铮:现在图像概念已经是把物质去掉了,图片只是出现在这个上头的一个玩艺儿,是这样走的一个概念,不再是挂在墙上的。
  李媚:未来大家会发现要让他永久地存在,还是得挂在墙上。
  刘铮:这个工作没有人做。
  李媚:肯定有人做的,不担心。
  刘铮:正在消失,正在丢弃,每个人都在删东西。
  李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一定在找一种空档,一定是在找一种有预见性的,填补这种空档的机会的,一定会有的。
  刘铮:一定有,可是服务的只是个别人,没有意识得,大众是大部分人,99%是没有意识的,他们会把这些东西很不以为然地浪费掉。
  李媚:重视的人肯定是重视这个价值的。
  刘铮:比如说如何存储一个影像,包括艺术家如何存储一个影像,放在硬盘里,OK了吗?肯定不是这样,国外大的资料馆这些东西有一系列的保存措施,从硬件的保存刺激,恒温恒湿就不说了,包括他的文件多长时间从硬盘到那个硬盘,从这个硬盘放到这个硬盘,都是有时间规定的,每天在干这个,倒来倒去,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具体怎么做,咱们不是很了解,绝对不是说放在硬盘里,放在保险柜里,就在那里,我的大部分是胶片,因为我知道胶片不会飞。
  李媚:除非发火灾。
  刘铮:硬盘里真飞,我的硬盘都飞过,没了,后来我说这个东西不靠谱,它忽悠我。
  李媚:靠谱的东西还是有人去做的。
  刘铮:要有这个意识,要不然就没了。
  蔡萌:以后都变成一个屏幕,屏幕可能越来越先进,越来越薄、越轻,甚至能折叠,分辨率越来越高,现在基本上苹果那个已经能达到人眼视觉识别的极限了,再高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在整个交流不说了,看作品什么,浏览全靠这个,这个我才可能觉得本雅明说的灵光消逝,才叫消逝,之前的照片只能说让灵光变得暗淡一点。
  蔡萌:若干年后Ipad本身变成一个艺术品,变成一个文物,供在那儿,有可能变点儿灵光。
  刘铮:对石头有敬畏,觉得随便一看石头上亿年,这是咱们没法想象的一个事,我随便放一个东西,你说你老多少亿年,你弄个文物,弄个青花瓷,元代的,多少亿年,你那个是文物,我这个是不是文物?某个概念来说是文物。
  蔡萌:这个说白了没有人类的人文价值在里边。
  刘铮:你哪儿知道秦始皇没在这个石头上歇过脚。我觉得这种东西都说不准,而且我对文物这种概念。
  李媚:你哪儿知道一亿年见证了什么。
  刘铮:见证,这个东西了不得,越想越可怕,真的。
  李媚:有多少人从这个角度想这个问题,这样去看石头呢。
  蔡萌:中国人欣赏石头传统挺早的。
  刘铮:他们是找名石、奇石,我是找普通石,每块石头都不普通。差不多了。

三、【中国艺术家生存现状】

中国艺术家生存现状“赚”与“不赚”?

  刘铮:相对当代艺术摄影这块缺的更明显一些,当然肯定有很多一直在努力,包括像王馆这样做的,一直在做,这也是在努力,包括像你们做的“原作一百”,靳先生收藏的这些也是一个大手笔,当然作用肯定会起,可是这也是慢慢的才会有这样一种带动的作用,才会对艺术本身让很多藏家开始关注,这是刚刚开始,很多像中国做摄影的艺术家,我特别想提醒,如果近十年想发大财别干这个,真的别干这个,不合适。如果你真热爱他你就去做好了,不要抱太多的投机心理。
  蔡萌:艺术家发不了财,我们搞理论的更发不了财了,我们的心态放的就比较好,没有指望在这个上面要发什么财。
  刘铮:端正态度,认真学习,拓宽思路。
  李媚:很多事情是一个人价值观的选择。
  刘铮:想通了就不纠结,不纠结就愉快,别最后做着艺术天天商人梦。
  李媚:很难说,人是在挣扎的。你在你的选择当中是否能够坚定的按照你的选择方式并且去服从你选择的一切,这确实一个过程。
  蔡萌:更重要还是一个心态问题,他刚才谈到了已经涉及到这么多问题,其实这个利益,今天一谈大家都对谈利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纠结的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其实做艺术也是一样,抛开利益,最终发现当代艺术里头看杜尚什么,杜尚身上能看到非常心态好的一个人,他在做他的心态,他把这个心态拿出来做的非常有禅意,所以西方人认为杜尚就是禅宗,就是禅。
  刘铮:中国不允许你有这种平和的禅意的生活方式出现,中国是说你要不在圈里混,你连饭都吃不上,别人的孩子出国留学,你的孩子也就怀柔一中,最多了,你知道吗?有时候大家为了孩子,为了后代,忍了吧,做流氓吧,做土匪吧,就做了这样一种自己都不喜欢的角色,很痛苦,纠结、喝酒、郁闷、猝死,就这么回事。所以有时候我唯一的纠结有时候在这里,你为你的后代做多少,如果为我个人,我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地方?老子不跟你混,真的,无所谓,有山有水自己过的挺好的。可是有的时候说儿子,爸我想在美国读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时候你要放掉,有时候纠结从这里边来,真的,挺无奈的一种纠结,尽量吧,尽量两边都好。
  蔡萌:我们也经常被现实困扰,丈母娘就说你看人家,你看你妹夫,你看看人家。
  刘铮:蔡萌你已经不错了。
  蔡萌:我已经觉得我很知足了。我又没有太多物质上的追求。
  李媚:你已经很好了。
  刘铮:等你闺女长大了,我要上八十中,你要去找人了,你以为找人就完了吗?
      蔡萌:这次上小学就次就找人了,上史家和景山小学,精彩至极。最后问了我一个哥们打电话,那个哥们,我不说是谁,你们都熟,一回说得多少钱?得五十到六十万,上一个小学,为什么呢?那周围已经被学区房几年前被买的差不多了,今年忽然间都上这个学校上,有五、六百个孩子在那儿,还不能不收,教委有规定,使得择校生的名额大量被缩减,以前好像买学区房的人有一百多号,两百人撑死了,今年就不了,一下就出来五、六百人,然后那个校长就懵了,就说不行,只能是提高门槛,以前二、三十万已经够贵了,一个小学,现在好家伙五、六十万,而且还说还不一定能成。
  刘铮:各位说实在话,最后教育完了,还得生病。
  李媚:干嘛非得上景山和史家呢,不能上一个普通的学校吗?
  蔡萌:可以啊。
  刘铮:那个不是教好,就是洗脑,这个很明确中国的教育。
  蔡萌:主要是一个朋友一聊到孩子的事,说他有一个门路。
  李媚:五、六十万你就去吗?
  蔡萌:咱们又不是做买卖的,干嘛呀。
  刘铮:等着吧蔡萌。我像你这个时候没有任何忧虑,真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后来发现问题一个一个出来,教育、住房这个问题,还有医疗,我最恐惧的是医疗,刚才跟媚姐一直在谈医疗,最后我们很可能毫无尊严地死在医院走廊里,真的,如果我们不出去。
  蔡萌:你没有医保吗?
  刘铮:不是有没有医保,有没有一个球样,我去看过多少的爹、妈要死了,我说马上到,去了医院走廊里躺着,我说哪儿的?已经去了。我一看走廊旁边停着,过去看,真的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医疗最后让我们一点点安全感都没有,真的,而且急救病房一扔惨无人道,而且往急救病房一扔残部人道,真的,我觉得太可怕了。
  李媚:我妈妈去世的时候选择坚决不去医院,死活就不去,如果她去医院可能能救过来,但是她不去,她愿意在自己家里,干干净净,因为她觉得她需要它干干净净,在自己家。
  刘铮:咱们看多少伟大的人,最后某年某月死于哪儿哪儿家中,这是天大的一种福分,在中国死在一个肮脏污秽的走廊里,旁边就是小护士穿来穿去,说远点儿,靠边,就是这样的。
  李媚:我爸爸就是在医院去世的,医生就跟我说抬走抬走,我们这个医院的死人不能在这儿过夜的,我当时没在,我听我妹他们说的,一个家属在旁边听着真是要疯了。
  刘铮:这些问题都将面临在我们面前,这是谁都无法改变的。
  李媚:你这么挚爱的人在他的眼里就是一个死。
  蔡萌:不道德,挺流氓的。
      刘铮:慢慢体会吧,都会来的。这是现实。
  李媚:精神上找一块地方,把你安放在那块地方。
  刘铮:这些问题都好办,咱可以死得惨点儿,可以住得稍微将就点,远点,还最不能就是孩子教育问题,你说怎么办?一将就他完了,真的。所以这个你以后就慢慢体会吧,真的,一将就他就完了。
  李媚:还是一个价值观,比如说你的女儿她不去上史家和景山,她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孩子吗?没有问题的。比如说你的孩子现在选择他要去美国,当然这个事情你是没有办法的,你责无旁贷。
  刘铮:没有办法,去美国学费在那儿放着呢,一年40-50万美元,在那儿放着呢,这是坎儿,去了吗?去不了拉倒。
  李媚:还是你有能力。
  刘铮:不是一年,四年。
  李媚:得这么说。
  刘铮:英国一年没有四、五十万也不行。
  李媚:说起来艺术家在整个社会人群相对还是优越的人群。
  蔡萌:我们还当艺术家。
  刘铮:我们很庆幸。
  李媚:要知足、要庆幸。
  刘铮:在中国今天我们很庆幸,没有被同学杀死,没有被城管踢死,这都很不错了。
  蔡萌:没有被毒奶粉给毒死。
  刘铮:这个说不好,咱们的毒素都在里边运作呢,都已经多少年了。哪天发作不知道,你看美国查中国发现全部是重金属超标,中国人类去了以后一查所有重金属超标,严重超标,几百倍。
  蔡萌:重金属在骨头里。
  李媚:没有关系,反正以后世界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挺下来的就是中国人。
  蔡萌:中国人全是金刚铁武。
  刘铮:钢铁做成的。
  李媚: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好好活着吧。

中西方的艺术差距
  刘铮:所以在中国有时候做艺术很奢侈,真的很奢侈。
  李媚:在西方不奢侈吗?
  刘铮:西方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叠一个花,我画一个小东西都是艺术。
  李媚:做艺术家是奢侈的。
  蔡萌:我一下就理解你的艺术好像是在那儿秀肌肉的,一定是金刚铁骨,我一下子就理解东西了,他的作品里头一直有股劲,这种劲我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平时感觉到,跟他聊的时候经常有点儿愤青那种,好像对很多事不满,今天说了这么多,说到这,我觉得忽然间觉得作品里有一股子这个劲,一直到现在《惊梦》。
  李媚:在残酷的现实当中挣扎出来的。
  刘铮:真的是挣扎。
  蔡萌:戴着脚镣跳舞或者是秀肌肉。
  刘铮:现实太可怕了。你说走吧像媚姐说好像被中国有烙印在身上。
  李媚:被文化所化的人必感痛苦。陈寅恪说的,我们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边已经被现实所化,我觉得也是,何必真的深入骨髓。
  蔡萌:我想历朝历代文人知识分子多少内心都是苦闷的,都对现实有不满。
  刘铮:那个时候文人还有自己的所喜所好,有自己的一个群落。
  蔡萌:相对比我们活得还好,没有毒奶粉、没有毒空气,重金属没有。
  刘铮:今天正经的文化人我不知道剩多少个了,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蔡萌:我今天是知识分子,不是文化人。有文人跟知识分子,还是有相似的地方,还是不同。今天更多知识分子和文人最大的区别就是说可能对中国传统不太了解,古代六艺、四书五经,缺这个。
  李媚:文人确实是要跟文化说话。确实文化是他的风骨。
      蔡萌:知识分子是某一个专门的学科,就像你读完博士,读博士并不是你知识面多宽、多那个,而是你能在某一个点上研究多深入进去,这个其实就跟文人差别蛮大的了,再加上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又拧了一下,知识分子已经够摧残的了,又被公共一下,内心那种公共知识分子的内心一定是更纠结,当然这个社会是需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就像一个社会的清道夫一样,是需要的,不断地允许有言论自由,有这样反对的意见和声音出来,其实你想想公共知识分子内心也是一个很痛苦的,得多痛苦啊。
  李媚:公共知识分子还是需要勇气。要有担当,要不然就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蔡萌:还得有一个抵抗,被体制系统回收,还得有这个能力。
  李媚:确实也是,不是什么人都当得了的,当然也不是什么人都愿当的了。我还是对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心存记忆的了。
    蔡萌:尤其中国今天的语境下,公共知识分子确实来之不易。
  刘铮:中国好多谈话,谈到最后大家不说了,陷入沉思。
  蔡萌:有一种无力感。
  刘铮:陈丹青谈什么画跟记者也是,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说现在什么努力,有什么人,有什么用,还是那个劲,特别的准确,真的我们有时候好多知识分子的努力确实是从我个人来说,我的好多想法、努力也是没有用的,真的没有用,寻找一个平衡,寻找一种生活。
  李媚:很多事情是这样,有用和没有用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是自己内心所坚持的,所选择的,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首先都去想有用和没有用。
  刘铮:这种有用有时候是指对社会的改变能力,有什么改变很难很难。
  李媚: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是这样,你先改变你自己,你先坚持下来,你先从你自己做起,如果我觉得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可能集起来就是一个强大的力量。
  蔡萌:我觉得最后每个人有每个人解决的办法,不一样。比如说我觉得像我,比如画点儿画,画点儿水墨,研究点儿传统什么的,也是一种解脱的方法,你没有办法,你觉得现实完全在面前是感觉无力,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你就自己赶紧找到一个跟自己有关的事,就做得了呗。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所谓逍遥派,当一个逍遥派算了,自己做点儿自己想干点事。
  刘铮:其实中国现在可谈的话题太多了,归根结底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很无力,艺术还没有纳入人的生活,真的,今天只是在经济里边的一个环节,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艺术没到生活里,而在经济里边,这是问题。

刘铮:中国“经济危机”
  蔡萌:我是多少对未来有一点乐观,有一点乐观,这个乐观是基于哪儿呢?我觉得一定是中国是需要在未来有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出现,所谓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今天慢慢已经在形成了,这个阶层在我看来在差不多2020年前后的时候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基本上这个社会阶层以现在70后和80后为主体,现在所谓的小康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中产,现在的温饱在那个时候可能就小康了,这样就全面小康社会了,2020年,70跟80后的阶层出现之后,根本上扭转今天这个社会,现在你说是物欲横流,还是暴发户的趣味,这种权贵,新出现权贵们的趣味就会改变。
  李媚:拿什么来改变?
  蔡萌:新一批的年轻人他们是一个视觉背景,视觉经验。
  李媚:就能改变吗?对一个社会的改变……
  蔡萌:不是社会的改变,就是艺术的市场,谈到本土的市场。我说的是市场,得等到那个时候,差不多十年,我也感觉可能是得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现在这帮50后、60后,他们的趣味比较低,品位、格调不搞导致的。至少对艺术的那种,至少现在70后、80后很多是文艺青年过来的,50跟60后文艺青年比中国就很少了。
  刘铮:我真正担心的真的是中国的经济,因为中国这十几年的发展完全是掏空式的发展,有一天如果要买单的时候……
  蔡萌:各种弯道超车什么之类的。
  刘铮:哪天中国要买单的时候,估计我怕是世界上最穷、最破的一个国家。
  李媚:你说的小康社会,2020年小康社会,我真的很怀疑。
  刘铮:中国的东西可能会瞬间崩溃,那一天来的时候才惨。
  蔡萌:他们说现在中国马上有一场经济危机,为什么现在很快发生?就是因为上一届政府带来的泡沫被接到下一任中国政府手上,现在不赶快刺破会越来越大,大到一定程度,比如到2020年的时候爆破的时候绝对是崩盘的,现在要是破了好像还好。
  李媚:有缓冲期。
  刘铮:经济危机很恐怖,对每个人都很有关系。
  蔡萌:“文革”结束之后就是经济危机,才改革开放。
刘铮:中国现在95%的财富在5%的人的手里,5%的人基本上在移民,什么概念?希拉里说中国5%的财富可能就出去了,剩下的这个国家是95%的人在分5%,是怎样一个国家。
  李媚:希拉里说的,真的未来……
  刘铮:以后中国可能是一个谁都不愿意理的人,让人家侵略都懒得侵你的人,这么一个可怕的局面,中国老百姓会什么样?
  蔡萌:你会走吗?
  李媚:不是走,现在关键是我去做什么,我真的没有想好。也许也会想,还说不好。
  蔡萌:可以把你儿子送走。
  刘铮:他不是送,他是一定不回来。
  蔡萌:我要有一个儿子我也送,但是我是一个女儿想想算了,留身边吧。我也想了想,我要是说画点儿水墨,画点儿国画,传统的山水画这个东西要离开中国,还没法弄,国外的山、水也好看。人文性不够。比如你去青城山一看,这个山黄宾虹当年来上过几回,比如你去看终南山,一看范宽当年画过,又去焦作看云台山,宗丙都来看过,都写过《画云台山记》,你会对这个山有情感,这个山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山,有一个文化的含量在里边,注入文化基因在里边,你去看国外的山也好,但是觉得没有那个情结、情感。
  刘铮:看到美国的大峡谷想起亚当斯这张画。
  蔡萌:你说是做西餐,现在探讨的是中国餐。
  刘铮:西餐也很好吃,也是一种办法,而且包括你女儿,你完全设计不了规划不了,我给你话放在这儿,二十年后你姑娘肯定要出去,你根本拦不住,除非让她不了解外边,你养在家里,让她什么都不知道,如果她知道一定告诉你她要一个更加适合她发展的环境,这是肯定的,拦不住的。
  蔡萌:民智早晚要被开启的。
  李媚:绝大多数的出不去的。
  蔡萌:我是没有说出去的打算,这个国家再烂就跟它一块烂掉就算了。这个土,重金属多超标也是忍着,就耗在这儿了,跟着他没辙,准备耗在这儿了。
  刘铮:在中国做文化不容易,完全不容易。
  蔡萌:你要是研究摄影是无所谓的,可能真是美国是一个天堂,研究点儿传统或者是国画之类的,觉得还能接点儿地气,还有一个接地气的问题。
  刘铮:试试看,各走各的道路。

艺术市场的变化带来相关产业的巨变
  刘铮:今天我看一个微信,可能面临倒闭的九大行业,面临破产,都是很大的行业,真的,很可能破产,这对很多大船来说了不得,都像柯达一样沉默,没有任何办法,连纠正的机会都没有,包括马云的几个措施,现在所作所为,淘宝为何不做银行,一年多少六十万亿在我这儿流动,为什么让钱在我这儿流而不用呢?正好国家允许,支持私人做银行,那就做,银行干嘛?银行的功能一下子给被取代了,银行的利息才多少,他的利息多少?支付宝,支付宝里边有一个余额榜也有引起很大的争议,一天是多少钱,一万块钱一个月能挣四百,比银行要高得多,谁还存银行,银行是多么大的一个利益集团,瞬间被支付宝这些东西马上就是一个疑问,钱全在那里了,钱越来越多。
  李媚:中国用政策来控制。
  刘铮:中国的政策现在倾向于用私人来做。
  李媚:比如国家除非是真的发生了一个很彻底的战略上的改变。
  刘铮:国家会让很多人瞬间倒闭,比如一个新材料,就会让一个产业完蛋,这个特别可怕,这种事发生太多了,这几年来,而且越来越快,包括现在给一个人打电话,现在都有一种什么概念,因为他不礼貌,打电话之前可能要微信一下或者是短信一下,或者邮件一下,这种概念的形成,对电信的打击极大,甚至短信都不发了,现在都微信了,如果以前的事业是做短信的,9/10的钱没了,那些人怎么办?裁不裁?裁了就倒闭,不裁天天才赔钱。
  李媚: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一下子。
  刘铮:这几年这个事情越来越多,而且在艺术上也将发生。
  李媚:关键是瞬间,很多事情很可怕,很短。
  蔡萌:类似于微信的产品太多,都可以用。
  刘铮:昨天在微信上我看到一个资料,一个美国的年轻人,他画画总画不好,他发明了一个绘画机,一个机器,用电脑什么东西,摄像头、检索,乱七八糟一个机器来画画,画的很好。他每天要做的就是电脑前弄完,好几台机器在转,在画,我觉得真的,叫新媒体艺术,自己叫新媒体艺术家,真的一下子把艺术领域扩得特别宽,特别的宽,这个可怕,现在电影,以前电影都是胶片机,现在我碰到《1942》的摄影吕越,我们是朋友,他跟我谈,他买了一个8×10说搞摄影,我说怎么不拍?他说现在没法拍,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溜多了,像他和顾长卫都是同学,最后过来他发现现在玩的全都是数字机,百分之百数字机发现他不如二十岁的小孩更能得心应手地来处理数据,做这些工作,觉得很累,而且还有一点体力,五十多岁以后发现自己干不动了,所以说是不是做点儿摄影什么东西,跟我聊这个东西,而且你看他对图像的选择和要求,像这样的摄影机做电影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屏幕电影,一点问题都没有,包括《1942》里头好多镜头全都是佳能5D拍的,我说你有时候不担心哪个没有挑好,他说有时候一个画面12台机子,有俩调不准,以前是问题,调不准,没跟住或者是哪个跑了,没曝好光,现在他拍《赤壁》的时候,他说我们拍《火烧赤壁》十二台机子一起拍,根本不担心,就是说现在好多影像很廉价的摄影机的镜头直接用在电影里,一点问题都没有,《1942》里的火车下边那个镜头车轮子在走,包括很多爆炸里边的一些全都是5D拍的,5D直接埋在那儿,炸药一炸,相机飞了,视角就是人飞了,根本不当回事了。就是直接电影里,你看得出来哪个是5D吗?
  蔡萌:跟胶片比起来太省钱了。
刘铮:完全省了很大一部分钱,这就是进步,这种进步影响很大,比如说我的楼外头有一排很大的灰房子,那是中影要做的胶片洗印厂,还没盖完,胶片没了(笑)。它将是亚洲最大的胶片洗印厂,没了,要改为他用,如果要订的设备怎么办,这种东西就是变化、瞬间的,就这三年,全部取代,这个很可怕。
  李媚:在艺术领域里边可能有一些人是真的往前走的,有一些人是往后走的,往后走的价值也仍然是在的,肯定是会分割的。
  刘铮:这种往后一定要准确,真的,不能是我为了什么,他们完全走,我就往后走,这是不对的。
  李媚:不能是策略。是一种内心的需要,是你自己确实从里到外的需要,是这样的。
  蔡萌:往前走可以是策略,在今天好像可以是,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策略。
  刘铮:你的思路,思路一定是要往前走的。你的手段可以是旧的,然而你的思路一定往前走的,一定要跟以前区别开,要不然艺术没有意义,你就是一个匠人。
  蔡萌:工匠精神的艺术家。
  李媚:我现在觉得工匠精神也成为一种很可贵、很稀有的精神。
  刘铮:那是文物,那是另外一个范畴。
  李媚:比如手艺。
  刘铮:这一点就去看日本。
  李媚:我相信这种东西因为往前走的太快了,所以可能更凸显。
  刘铮:需要一部分、一部分的保留,中国做的很长。
  李媚:会被继承,很重要的是得被继承。
  刘铮:关键是什么呢?保留继承的保障是什么?要有市场,中国这个东西做的一直是很差,这个部分日本做的是最好的。
  李媚:价值是在的。
  刘铮:关键谁现在能用三十年做一个龙床,以前真是这样,一个皇帝的龙床要抠三十年,这个木匠一生做两张床,现在谁愿意这样?有的人一辈子就给皇帝修了一个陵,就是一生。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我们的楼看着一天一层往上走。
  李媚:既然这个社会是多元的,肯定那一元也会在,不会把所有的东西完全淘汰掉,肯定是这样。只是他确实是急功近利的快的,成为一个主流了,真的成为主流了。
  蔡萌:快的出来快,被埋没、被淹没下去的也快。可能往回走的人走慢德意志是那样。他成了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