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陈丹青——“如何不能成就大师”

时间:2013-06-29
《纪念徐悲鸿先生》


      这次会议的议题很有意思,也很“恶毒”,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如何成就大师?”答案很简单,只有四个字,但我不敢说。我只敢把议题的意思反过来问问,就是:“如何不能成就大师”。

       话说徐先生的才,徐先生的貌,是先天的事情,是他父母的事情,是上帝的事情,我们无法回答。如果我们公认徐悲鸿是一位大师,就要说到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

       徐先生的“天时”,是少年时代迎来中华民国的诞生,是青年时代遭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徐先生1895年诞生,歿于1953年,得年58岁——他要是早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有齐白石黄宾虹的才,但不会是他徐悲鸿。他要是晚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他的才天下第一,也不会成为徐悲鸿。


       徐先生的“地利”,是他生在江南。如果他生在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贵州、云南……他都不太可能得到后来的机遇,为什么呢,诸位知道,清末民初,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重镇、文化集散地,是在江南,是在当年东亚第一大都市上海。他从宜兴到上海,从上海到巴黎,从巴黎回南京,一路地利。抗战爆发,他和许多文艺人的命运一样,走避南洋、偏安西南,是他一生颠沛流离的时期。战后回到北京,又一次得到地利,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国立艺专成为大名鼎鼎的中央美术学院——他在民国首都与共和国首都,都成为美术界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徐先生的“人和”是什么?可以重点谈。

       但是,我们谈徐先生的“人和”, 与他的 “天时” 不可分,因为民国初年的文艺精英,都给他遇见了;徐先生的“人和”,也与他的“地利”不可分,因为民国时期的文化艺术中心,前已说及。所以没有他的“天时”,没有他的“地利”,他的 “人和” 便无从谈起。

       譬如第一个赏识提携他的有力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当年住在上海,今天乡下年轻人到上海,哪里去找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

       又譬如第一个跟他私奔的女子,是蒋碧薇。今天江苏宜兴的小姑娘再漂亮、再聪明,哪里挑得出蒋碧薇这样的大家闺秀?

徐先生出道的时代,是军阀时代。在北方,委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是黎元洪执政的军阀政府;在南方,徐悲鸿留洋,拿得是军阀政府的名额与官费。据蒋碧薇回忆录回忆,徐先生在法国,区区留学生,竟然买各种艺术品,钱花光了,就打电话给军阀时期驻法国公使要学费,公使马上给他寄过去——今天哪里去找这样的事?


       顺便一提:那时的法国公使自己花钱收藏欧洲油画。全中国如今唯一一批法国十九世纪油画真迹,包括库尔贝的画,就是那位军阀政府驻法国公使亲自购买收藏的,现在有一部分还藏在中央美术学院。


       当年徐先生回国出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即今日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前身),他不必加入国民党,不必接受XX部文化部政审,不必通过所谓“国家学位办”的学历与资历审查,不必经过科级处级局级司级等等干部升迁的过程,不必由国务院讨论任命……这一切,民国时代都没有。他徐悲鸿有才学、有名望、有作品、有抱负,他就能施展。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规定能够阻拦他——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招学生,不必通过政治考试和外语考试,他看准了,就能收进来。今天中国画研究院前院长刘勃舒先生正好在座,他本人的经历就是徐先生的一桩美谈:当年刘先生不过是江西一名小学生,给北京的徐先生写信请教,徐先生回信鼓励,后来就被收为弟子——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的文艺观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有一个论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个论敌,就是刘海粟——这是徐刘二位的“不和”吗?不是,这也是徐先生的“人和”。诸位知道,法国有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相争,俄国有柴可夫斯基和穆索尔斯基相争,德国有华格纳与勃拉姆斯相争,美国有海明威与福克纳相争……我们在世界文艺史各个时期,几乎都能找到一对大人物,主张各异,互不相让,其实彼此佐证,相得益彰。中国也有:譬如北宋苏东坡与王安石之争,譬如清末康梁与杨度之争,五四时期有鲁迅和胡适之争——今天,我们各个学术和艺术领域,找得出这样一对对旗鼓相当的大人物吗?



       徐先生更有提拔人才的眼光、热情、雅量,尤其是能量。他当年在江西遇见贫寒的傅抱石,直接找江西省军政界头目熊式辉资助傅抱石留学日本,人家买他的帐;他当年到广西与军政界人物李宗仁、白崇禧结交,人家买他的帐;他回国后亲自举荐吴作人、吕斯百、沙耆这几位小青年去比利时法国留学,教育部买他的帐;北平被解放军包围时期,他在傅作义召开京城贤达名流的会议上率先发言,力劝傅作义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保护古城,人家也买他的帐;他接掌北平艺专,亲自在全国范围杰出画家中点将组班,接聘来京,共享其盛,当时美术界各路英雄好汉全都买他的帐——今天全国各省找得到这样爱惜人才、慨然作主、亲自拍板、从善如流的军政长官与教育长官吗?全国各校找得到这样胸襟开阔、人脉遍在、资望超群的伯乐教授吗?全国各地找得到这样一呼百应的精英群体吗?


       徐悲鸿给学生俞云阶送一幅大字 “勇猛精进”,结果俞先生当了二十年右派,抬不起头;徐先生一辈子的座右铭是 “一意孤行” ,今天那位艺术家胆敢 “ 一意孤行”?今天,我们所有艺术家的身家性命“一意孤行”得起吗?我们不但不敢“孤行”,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一意”,在座哪位说得出自己的“一意”是什么吗?


       徐先生是一位民国人,一位民国时代的文人艺术家,是什么成就了徐大师?是什么成就了五四精英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师?是什么使这些大师至今无可取代?无法复制?无法超越?


       所以我也给在座各位一个命题: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没有大师?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休想出现大师?


       最后我要替徐先生庆幸:在我们的时代刚刚开始时,他就去世了。概括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正可谓生逢其时、死逢其时啊。



附:历史人物《徐悲鸿》


     1938年10月,徐悲鸿匆匆由桂林赶往重庆,受聘于已迁址重庆的中央大学艺术系。这是他第一次到重庆。在艺术家眼里,这座城市是别致的,城依山而筑,长江、嘉陵江携手环抱,坡坎石梯,小街木楼。但徐悲鸿心情是郁闷的。“7·7”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占中国,上海沦陷,南京告急,祖国大好河山,受日军蹂躏践踏,国将不国;而他自己,也是凄苦飘零,妻子移情他恋,家不像家。他只身住在中央大学单身宿舍里,过着孤寂的生活。白天,他尽力致力于教学,奔走于学生中间,没有画笔和颜料,他们就自己动手做,用猪鬃做油画笔,用油漆做成颜料,用旧布、废旧衣衫做成画布,因陋就简,克服了重重困难;晚上,他关在宿舍里,冥思构想,挥笔泼墨,进行绘画创作。夜深人静之时,中大宿舍楼的灯光一户…户地熄灭了,只有徐悲鸿的窗户亮着。
      徐悲鸿常到嘉陵江边散步,那时,重庆人吃水都是到江边去取,男女老幼。挑着木桶,沿着一层一层的石梯,来往挑水。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给徐悲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创作了大幅国画《巴人汲水》,表达了他对巴人生存状态的內心感受。在画之一侧,他题诗道:“忍看巴人惯担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       1939年7月,徐悲鸿离开重庆,赴香港、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举办筹振画展和讲学,为抗日募捐,1942年夏天重返重庆,这一年,他47岁,头发斑白,面容苍老,身体虚弱。出国这几年,他奔波辗转,将画展所得画款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以救济难民,而他自己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在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们自发为他回国举行了欢迎会。在学生中间,徐悲鸿忘掉了旅途的疲乏,无家可归的忧伤,他兴致勃勃地讲泰戈尔,讲喜玛拉雅山的雪,讲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情。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窗外响起哔哔叭叭的鞭炮声,徐老师回来了,在他的学生心目中,真比过节还高兴啊。这次回国后,徐悲鸿开始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办一所研究性质的美术学院,集中一大批国内知名的画家从事美术研究和创作,是徐悲鸿多年的宿愿。学院经费将来源于中英庚款董事会所拨的庚子款项。院址设在沙坪坝嘉陵江北岸的磐溪。不久,徐悲鸿的住所也迁到了磐溪。磐溪地处嘉陵江畔,苍松翠柏,修竹茂林,飞瀑小溪,流水汩汩,环境十分幽静。中国美术学院设在磐溪石家花园石家祠。房舍虽然简陋,但楼房亭台,茅蓠瓦舍,另有一番情致。门前,一条弯弯曲曲的青石板路直通江边,乘小木船渡江而去,可到沙坪坝或市区。


       除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外,徐悲鸿每天都要去中央大学上课,往返于嘉陵江两岸。久了,摆渡的船夫认熟了这位大画家,只要徐悲鸿要渡河,哪怕再早,只要吆喝一声,船夫便听出是这位画家的声音,便摇船而来,载之而去,重庆多雾,小船咿呀欸乃,消失在江雾中。中国美术学院人才济济,集中了当时著名的画家,有张大干、吴作人、李瑞年、沈逸千、张茜英、冯法禩、陈晓南、张治安、孙宗慰、费戌武、宗其香等,在徐悲鸿的主持下,他们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创作了大量优秀绘画作品。当时的生活极其艰苦,吃霉米,喝田水,点油灯,团结抗战的共同信念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这期间.徐悲鸿创作了许多油画、国画,其中著名的有《国殇》。《国疡》取自屈原《九歌》诗意。徐悲鸿作此画通过描绘为国牺牲的战士。寓意中国人民将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前赴后继,英勇斗争,以流血牺牲换取自由与和平。徐悲鸿还画了大量的奔马图。他善画马,马的壮烈与奔腾,象征中华民族坚韧与奋发;马的朴实和劳作,象征中华民族勤劳的美德。鲁迅先生把自己比作牛,徐悲鸿把自己比作马,他常用“马不停蹄”来鞭策自己。

       有一次徐悲鸿在给学生上课时,讲到了马的人格化问题,他说,只有深刻地了解马,用心去体验马,感悟到马的驯良、勇猛、忠实、耐劳、无怨的性格力量,才能画出千姿百态的马。在徐悲鸿画笔下,马是心灵的写照,寄托了他的悲哀、忧郁、希望和欢乐。1943年春,陪都重庆举办了徐悲鸿画展。为筹措这次画展,徐悲鸿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有些画是1942年冬天去桂林运送来的(为避免遭日机轰炸和遗失,徐悲鸿的一些绘画曾藏匿于桂林七星岩)。画展在中央图书馆举行,每天观众多达万人,可谓盛况空前。这次展出的作品除徐悲鸿在重庆创作的大量作品外,还展出了他前一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有巨幅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巨幅国画《愚公移山》、《九方皋》、《巴入汲水》等。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这种寓意深刻的画展已经远远超出了画展本身,它已经不是普通的画展了,它所蕴含的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排除万难,团结抗战,争取胜利的现实精神。画展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各家报纸都刊登了消息和评论。一位青年学生在观后感中写道,《田横五百士》强烈的悲剧气氛感染着我,田横和他的500壮士誓死不降权贵的英雄气概。揭示中华民族要宁死不屈,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寓意。许多观众站在巨幅国画《愚公移》面前.久久不能离去。这幅画在构图上采用人物集中并列.造型上夸张了亢奋和力的表现,技法上突出刻画了抡锄挖山的壮汉的肌肉、健壮的体魄和憨直的神态,展现了这些勇猛的人群,满怀信心向荒山野岭开战的形象。整个画面呈现出磅礴的气势和坚不可摧的力量。徐悲鸿以神话为题材创造了动人艺术形象,目的在于鼓舞人民不怕困难,坚持长期抗日战争。

       1940年,徐悲鸿的生活起了重大的变化,这年冬天,徐悲鸿与廖静文女士订了婚。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徐悲鸿在经历了感情和婚姻的痛苦折磨后,得到的真正的爱情。徐悲鸿与廖静文相识于1942年的桂林,中国美术学院在桂林招考管理人员,廖静文应考入选,随徐悲鸿来到重庆磐溪。那是一段充满温馨的,愉快而难忘的日子。徐悲鸿深爱着这位比他小28岁的温柔恬静、气质高雅的姑娘。他经历了太多痛苦,所以他太珍惜,太动情,他视之为生命!在磐溪。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廖静文是他生命的支柱,精神的支柱。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实行独裁统治,积极準备内战。1946年春,重庆青年学生争民主、要和平,掀起了一声势浩大的斗争潮流。中央大学艺术系组织了“野马社”,用漫画的形式鼓动、宣传民主斗争。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徐悲鸿身为艺术系教授,曾为“野马社”画奔马图一幅。鼓励学生象奔马一样,永不停息地为祖国美好的明天勇敢战斗。他在画是题词道:“直须此生非常夜,漠漠穷荒有尽头。”这年夏天,徐悲鸿和廖静文搭乘民生公司“民联轮”回南京。离开重庆的前夜,徐悲鸿徘徊在磐溪,久久地凝望着磐溪的木板楼、地坝和静静流淌的嘉陵江水。磐溪,留下他人生的重要历程,个人的悲欢离合。留下了他太多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