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摄影大师詹姆斯与中国摄影师对话

时间:2013-05-23
       时间:2012年10月12日下午
      地点: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王景春《南方都市报》视觉中心主任


詹姆斯 纳切威 James Natchwey

      发言人:

      詹姆斯·纳切威先生, “我一直被称为战地摄影师,但我却觉得自己是作为一名反战地摄影师展开工作的。” 詹姆斯·纳切威是当今世界最为广知,也是最受赞誉的战地摄影摄影师之一,他的镜头指向20年来人类的每一次野蛮冲突,足迹踏遍20世纪末的世界战场。从卢旺达、科索沃到美国的“9·11”事件,纳切威用相机记录历史。纳切威1984年成为《时代(杂志)》签约摄影师,1989年被吸纳为玛格南正式成员。2001年,他成为第七图片社的创始人之一,但在2011年图片社十周年之际宣布脱离图片社,重新开始自由摄影师的生活。他曾经拿过荷赛的25个奖项,也曾获得过罗伯特·卡帕金奖,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摄影奖,2012年获德累斯顿和平奖。
      贺延光,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曾采访中越边境战争、广西边境大排雷、非典疫情等。
      谭伟山,专职突发新闻摄影时间最长的记者,曾经报道过汶川地震、缅甸飓风、海地地震、日本地震以及利比亚战争。现任《南都深呼吸》制作人。
      陈杰,《新京报》摄影图片部主编。有5年的从军经历,摄影记者生涯15年。报道过2008年缅甸飓风、汶川地震、日本地震海啸、2011年6月骚乱后的埃及等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报道过诸如非典、矿难、空难等众多国内重大灾难事故。
      刘行喆:《东方早报》摄影部副主任,曾采访利比亚战争与埃及革命。 “5·12”汶川地震独立完成畅达一个月之久的报道。
      郭继江,2011年9月赴北非利比亚战地采访,横跨利比亚全境。曾参与汶川地震、温州动车事故等大型报道,并长期跟踪报道中国尘肺病患者,是南方都市报视觉中心高级记者。
      钟锐钧,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俄语系,曾报道泰国红衫军骚乱、利比亚战争、汶川地震、日本地震,是南方都市报首席摄影记者。


      一个话题是,摄影师有可能不带立场地“复述”现实吗,还是应该开宗明义地表明立场?照片被拍摄的同时,摄影师是应该隐身,还是现身说法?

      詹姆斯·纳切威:我觉得没有完全客观的概念,因为每个摄影师包括记者他们在进行采访的时候,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受过的教育以及他们对事情的感知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所表达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并不能是完全客观的。作为摄影记者在外采访的时候,最应该诚实地对于自己的认知和理解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为了要把事实扭曲或者做变化,这样才是作为记者们最忠实的。

      陈杰:詹姆斯·纳切威的作品中反战和拒绝暴力本身就是一种观点,没有任何是一种纯粹客观的东西,我觉得观点也是对事物本质解读的一种方法。尤其在国内,一直把这种观点作为纯客观的理解是错误的,实际上它远离真相的本质。每个人对事物了解之后,他的观点表达是对一个事件本质的解读,摄影师应该要有一定的观点才能够让信息传播得更多元、更真实。

      郭继江:我认同纳切威的观点,我们在大陆接受的这种教育让我们在战场采访的时候有一个脸谱化。国际的媒体倾向于哪一方,我们就会觉得它是好的,如果它反对哪一方,我们就觉得它是坏的,我们很难做到很公平公正地面对国外的采访对象。

      钟锐钧:记者首先是一个人,不能逃脱作为一个人的观点。作为人的本能,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受。当很惨的事情在你面前发生,你不可能没有任何的感想,你会觉得这是很可怕的,当你有这种观点的时候,决定了你不会变得特别中立。但是,记者如何将这种感受传达到照片里,当你端起相机对准被照体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你的观点。

      陈杰:这次两会开始之前,部署重点关注广州和重庆。有两个摄影师全力以赴地盯着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汪洋,一个是薄熙来。我们先入为主,拍了很多照片,比如说薄熙来最后一个离开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后面的背景是红色的,他一个人离开;包括他进入人民大会堂宾馆时两边的摆设,这些细节我们都抓到了,这是我们带着观点去拍摄的,事实证明这些照片后来在传播的时候非常有影响力,这是摄影师面对历史的一种观看。

      贺延光:新闻记者在现场主要是两个任务,一是传递信息——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要通过你的眼睛、观察、捕捉把信息传达给读者。二是表达立场,这两个问题很难对立起来。当你面对复杂情感的时候,很自然的摆脱不了。我也拍摄了一些题材,但是在汶川地震、SARS期间,我的眼泪是控制不了的。对新闻记者来讲,冷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这对你传递信息、表达立场在很多时候冷静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杰提到的 “先入为主”,我觉得这种词表达得不是太准确。为什么人代会上记者要对准这两个人物?是因为全社会的关注集中在那儿,他们的一举一动记者是事先了解的。他对社会背景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判断之后,才可能把这种戏剧性、矛盾性的镜头呈现给观众。

      詹姆斯·纳切威:大家认为摄影记者没有什么想法的态度是不对的,他觉得我们都是人,肯定都是有想法,而且我反而觉得你要有很强烈的想法把他加注在你的照片中,才能使读者捕捉到你的感情。但同时也不能让你的想法太过强烈而影响到你的工作,因为毕竟我们身在外,是有工作的职责在那里。所以说,并不是完全控制你的情感,而要懂得利用你的情感而工作。

      谭伟山:我赞成纳切威说的没有绝对的客观。我举个例子,有一个记者去采访四兄妹,他的母亲有一天在家门口附近失踪,他找了四年,但是他见到记者的第一时间就下跪、痛哭。记者如果没出现,他并不一定在那一刻哭,这是他对记者有诉求的,无法控制的,有没有绝对的客观和记者的“隐身”,这不可能出现记者隐身的,除非你是偷拍者,是在别人完全不知情下的记录。

      贺延光:这个观点的提出可能和我们国家的新闻摄影师有关系,我们国家的新闻摄影师长期以来领会精神组织画面,客观总是推到后面去,强调的是为政治服务。从延安时期的照片开始弄虚作假,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可能跟长期以来搞新闻不尊重事实、只要求结果的过程有关系。
     刘行喆:客观和中立虽然很相似,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大家一致认为摄影师不可能绝对完全中立地完成采访。 但前提是,我们拍摄的工作一定是客观地记录,不对新闻现场进行任何的摆布。我们的照片要传播这一信息,再通过这些图片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王景春第二个话题是,埃迪·亚当斯的《枪毙越共》在特定的社会中被无限地放大,人们只知道南越警长阮玉銮当街枪杀了一名越共,却忽略了这名越共此前残杀了数十名无辜平民。直到今天,大多数人仍然不了解完整的故事。这张照片被认为影响了越战进程与美国国内证据,却也让阮玉銮背负“刽子手”的罪名度过一生,亚当斯虽然已经亲自道歉,但仍终生愧疚。这个问题是,如何既吸引眼球而又尽可能保持客观,传播的“哗众取宠”与摄影的“断章取义”之间如何看待?

      詹姆斯·纳切威:这个图片的确带出了很多的议题,其中第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个新闻图片是有局限性的,这个局限性就是你只能表现什么东西在你的眼前发生。像这张照片,大家看到的就是越共被枪毙,这就是摄影师表现的在他眼前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办法阐述在他之前是什么,在这之后是什么。所以说,有时候是一组照片叙述这样的故事,同时有正确、完整的图说来伴随这张照片,让大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这张照片从视觉上来说实在是冲击力太大了,所以可能人们有去了解它的信息,也有可能视觉的冲击力把了解信息的力量给完全压制了。
      另一点是,这张照片真的是完全改变了大多数美国群众对越南战争的看法。我跟埃迪·亚当斯聊过这个事情,他的确对这件事情感觉一直以来都很内疚,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判定这件事情的正确与否。埃迪实际上是一个被牺牲了的人,让大家了解到越南战争的危害,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被杀害的事实。
      最后我想加一点关于这个照片的事,关于战争尤其是战争的新闻图片,它是有太强的情感冲击力。埃迪?亚当斯选择了这样一个时刻、这样一幅画面,可以说非常精确地叙说了当时战争的情况。如果你去了解战争以及战争真实会发生的事情,有可能会慢慢地了解这个照片所要表达的西。

      陈杰:极端一点说,我们不能把所有责任推给埃迪,所有传播的媒介都是同谋者。前段时间在班加西,美国的大使牺牲了。《新京报》用的就是美国大使被拖拽时候的照片,那张照片是法新社的。它讲述的是这些人把他抬出来,这时候还没有确定他死亡。我们用了这张照片在封面,在我们的内部是有争议的。泰晤士报的观点是,如果他活着用这张照片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不建议它用在封面。美国的报纸在内版也没有用,美国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不会突出地处理这张照片,因为我们不希望他的亲人看到这个画面,它会带来二次伤害。这涉及到传播伦理的问题,任何照片一旦发出来,它的伦理靠读者和传播形成了默契,我们不能把这个责任怪罪在个人上,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记录,他不应该承受那么多的自责。

      谭伟山:这张照片签发的时候,图片做了详细的说明,后来他为什么变成了一种符号?他已经不在摄影师的控制之下。如果我站在同样的位置,肯定也会先拍下来,而且也可能会发表出去。我看图说的时候,感觉色彩非常强烈。之后的传播已经跟摄影师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当时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已经达到了顶峰,所以说这张照片作为一种符号来使用,被不断地放大和传播。所以说,有时候不能怪摄影师本身。

      王景春我们进入第三个话题,为什么在同一个场景图片流传广布,而视频却反而无人问津,还是以埃迪?亚当斯的《枪毙》为例,照片名满天下,视频却很少被提及。今天Youtobe是耀眼的明星,视频多媒体的作品借助互联网广泛传播,传统媒体也在积极寻求这种多媒体的转型,怎样看待照片与活动影像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看似老调老调重弹,但实际上有现实的意义。问题是,照片与视频是在讲述同一回事吗?

      詹姆斯·纳切威:主要的问题是,当一个画面静止在那儿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能量,因为你可以看到时间的停止并且所有的细节、所有当下这个环境都好像聚合到一个画面,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心中都有一张永不磨灭的照片很少有一个永不磨灭的视频。就现在的社会来说,视频也在越来越多地被大家接受。

      陈杰:这跟传媒的发展有关系。在这张照片出现的时候,传播渠道是非常窄的,现在的传播渠道更多元化。这张照片当时为什么传递那么快?那时候报纸、杂志的搜集都可以,视频不可以。好的视频和好的图片传播的效力是一样的。比如说在前段时间发生的杭州事件,一个飞来的铁块砸死了公交车司机的事情,在整个网络和微博、电视、优酷上,包括报纸在使用新闻的时候,所有的照片是截屏这个视频的,视频在叙说这个事件的时候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效率,我觉得跟这个原因有关系。

      贺延光:我觉得视频和图片各有各的功能,很难说哪个代替哪个,图片讲的是结果,一图胜千言,视频可能更多展示的是过程——一个事件更多的细节。我讲一个视频,在我脑子里永远忘不掉,90年代北京建国门发生了一起枪战,有几个外交官被打死,而且几个外国上学的孩子在危险之中。有一个国外摄像记者,在这种情况下把摄像机扔在地下跑步过去,把那两个伊朗的孩子营救。电视台(不是国内电视台)反复播这个画面,当然他用了视频的慢动作。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视频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整个、记者的伦理等都在这个视频中展现。图片和视频真是各有各的功能,我们搞图片的不要过分地强调自己如何如何,我们强调的是应该如何一图胜千言,把自己的图片拍好,谁轻谁重?这个都不好讲。

      郭继江:摄影是凝固的画面,更有摄影师个人的倾向在里面;电视是长时间流动的画面,观众会有自己的判断力。

      詹姆斯·纳切威:毕竟这两种新闻传播方式是共存的,再去探讨它们谁胜谁劣也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现实点来,照片被视频淘汰的危险更大。但是,我不觉得这会发生,因为凝固一个时间的影响力才是大家不能忘掉的。

      谭伟山:我是从摄影师转向负责视频的一个记者,我可能会有更多的感触,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媒介。你要在一个事件中说明摄影比视频更有传播力,在另外一个领域里仍然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说视频比图片更有传播价值,这个争论没有太大的意义,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特性。就好像一张照片能够很好地代表一种东西,图片更容易符号化。举个例子,像枪毙越共就被认为反战的符号化的图像,只要它一出现,大家对它的第一感觉就是反战的,符号性特别强。但事实上,视频的功能是综合地表述,它里面有画面,有声音,括有叙述,它可能对一个事情的真实性和来龙去脉的解释更合适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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