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大卫·柯鲁克

时间:2017-02-23
他是中国人的老朋友

       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被誉为中国及中国人民最忠实的老朋友,除了摄影师的身份还是作家、教育家。大卫和媳妇都是共产党员,曾经两次要离开中国,但最后都因为中国需要帮助选择留下。夫妇俩人一留就是半个多世纪, 并为中国曲折的革命历程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与白求恩、斯诺一样,大卫·柯鲁克是在中国的革命如火如荼时怀揣着共产主义信仰来到中国的。1993年10月,他在自己手签的遗嘱中写道:“……如果觉得为我做某种纪念恰当的话,不妨考虑在某处放一个标牌,上面写到:大卫·柯鲁克(1910- ),英国人、犹太人、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朋友,从1948年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及其前身任教。”从这段手签的遗嘱中,他跟中国的紧密关系一目了然。

  早在1938年,大卫·柯鲁克已经成为一名服务于国际纵队的共产党员。彼时他正在西班牙执行特工任务,但不久后接到了通知,安排他去上海做类似的工作。当两个身材魁梧的俄国人询问他是否愿意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38年夏天,大卫·柯鲁克从上海登岸,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对外的身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文学教师,而他在上海的主要任务则是监视一名托派记者。到达中国的同时,大卫·柯鲁克手里的相机也成为他记录中国的方式,他在1938到1948年间在上海、西南、华北等地拍摄的照片,成了我们眼前的这本《大卫·柯鲁克镜头里的中国:1938-1948》。

  大卫·柯鲁克在上海的生活丰富多彩,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多来自富裕家庭,养尊处优。但他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是街头的牙医、剃头匠、黄包车夫、做苦力的劳工。透过他的镜头,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富有烟火气息的1938年的上海,更能够看到处于战乱、动荡中的中国社会底层人民苦中作乐的生活。因而我们也就知道,他面对中国的目光总是带着深刻的关切,是一位远渡重洋而来的“自己人”。

  1940年夏天,大卫·柯鲁克与自己所属的特工组织失去联系,在迁往成都的南京大学谋得一份教职,因此得以前往抗战的大后方。1947年11月,柯鲁克被安排到一个叫十里店的村子考察华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在十里店的八个月,柯鲁克将革命的风云激荡和日常生活的丰富安稳纳入镜头,留下了近千张图片。

  1949年,柯鲁克夫妇目睹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的诞生。此后他一直留在了这片新中国的土地上,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直至退休。2000年11月,大卫·柯鲁克在北京去世。


远涉重洋:大卫·柯鲁克镜头里的中国

文 | 王烁、高初

1947年,柯鲁克夫妇从英国利物浦登上驶向中国的轮船时,谁也没预想要在此次远航的目的地度过自己的后半生。他们的计划是18 个月:大卫·柯鲁克希望通过报道当时中国解放区的生活成为一名记者,而伊莎白·柯鲁克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师从雷蒙德·福斯(Raymond Firth)念人类学博士,此次中国考察结束后将继续学业。

大卫·柯鲁克与伊莎白·柯鲁克,1948 年

此前,两人曾热烈地讨论要“回”中国,只是苦于负担不起旅费:中国对他们而言,早已并非仅存于一般西方人想象中的神秘而闭塞的土地,等待着两个未曾谋面的高鼻梁深眼窝。早在1938年,服务于国际纵队的共产党员大卫正在西班牙执行特工任务,一天,他被召唤至平日接头的地方,然后被护送上一辆等在街对面的豪华轿车。轿车在黑夜的掩护下兜着圈子,轿车内两个身材魁梧的俄国人问他,愿不愿意去上海做类似的特工工作?如果他家里经济困难,会有每月15 英镑的特别津贴。大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倒不是因为钱,而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长征、延安的窑洞、毛泽东、朱德、飞夺泸定桥的二十多名英雄……这一切,在年轻的大卫的想象中不断上演,他要亲见这些神奇。

1938年的一个炎热夏日,怀揣十先令的大卫从上海登岸,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十先令,是大卫买好船票后为自己旅程所做的预算,一到上海,他就发现,这个预算将他抛入了破产的境地。幸好,甲板上的中国通告诉他在上海,肤色与信用之间的秘密:白人不付现金,只打白条,月底一批白条送到你面前时再结清。同时,薪水也由肤色、国籍、种族决定。大卫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担任文学教师,薪资金字塔的顶端是英国人、西欧人、北美人,南欧人次之,然后是白俄人,再然后是欧亚混血,最后,金字塔的底端,中国人。

圣约翰大学的文学教师是他的对外身份,他在上海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一名托派记者。一边做着精神高度紧张的特工工作,一边享受着教书的乐趣和校园生活的便利,监视、教书、拍照,大卫与上海充分交融,也不断磨合。圣约翰大学里的学生不少来自富裕家庭,养尊处优。曾经有一位学生运动员贪恋校园里的种种快乐,迟迟不毕业。学期快结束时,这位学生拜访了大卫,临走时慷慨地送给老师一条真丝领带。大卫以前从未遇见这种情况,于是礼貌地表示感谢,认真地批改试卷,毫不留情地给了不及格。上海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一面让大卫感到愉悦,同时为普通民众的贫穷、乞丐的悲惨境遇、女性所受的压抑、以及这座城市的腐败、势利、种族不平等而震惊。

多年后,大卫回忆在上海度过的两年时光,最先跳入脑海的不是他的特工工作,而是他在这里接触到的人:不光是为了推进监视工作而不得不结识的人,还有出于个人兴趣和政治倾向而结识的人,“因为我是一个有着社会良知的政治动物,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到东方来,因为我年轻,渴望新的经历。”

特工特有的敏锐目光、工作需要及个人兴趣使大卫在上海期间留下了几百张照片。这些照片里有衣着光鲜的富人、学生,有即使在当年也已相当华美的外滩和充满了市井气息的街道,街上各种各样有趣的人和事:将一串串牙齿挂在自己摊位上当作商标的街头牙医,在其中可以花钱请到不同风格女艺人作陪的剧院,阳光下沉思的乞丐,供市民借阅的书报摊……而最多的拍摄对象,是一个个“苦力”,拉黄包车的苦力、当搬运工的苦力、苦力在吃饭、苦力在等活儿、苦力收工后在洗脚……大卫当年给照片写的说明中出现最多的词是coolie(苦力),也会有这样简洁、克制但充满同情的描述:“干着本应由汽车完成的活儿的男人们。”

1940年夏,与自己所属的特工组织失去联系后,大卫盼望看到上海这座“孤岛”之外的真正的中国,于是找了一份当时已迁往成都的南京大学教师的工作,前往抗战的大后方。在那里,决心献身革命,之前从未考虑过婚姻的大卫遇到了后来的妻子伊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