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威廉•埃德加•盖洛

时间:2015-04-13


  万里长城作为中国最宏伟的古建筑,在世界上也享有美誉。经过岁月磨砺,长城不断受到侵蚀,有谁知道多年以前的长城是个什么模样?一百多年前,曾有人到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老龙头”,给一块题着“天开海岳”四个大字的石碑拍了张照片。石碑旁边还站着一个留着长辫的男子,穿着中国布鞋、布袜、布衣衫,扎裤腿,吊坎肩,一身“短”打扮令人印象深刻。到底是谁在一百多年前拍出了这样的照片?

  它的作者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来自新大陆的旅行家。这张“天开海岳”石碑的照片正是他来访中国时拍下的。当他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还不到30岁,正是云游四海的年纪。怀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盖洛”(Geil Loh)。说到这里,对纪实摄影有一定了解的人可能猜到这位作者的名字了,他就是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 1865-1925)。

  盖洛是20世纪初著名的美国旅行家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1865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伊尔斯顿城。1890年,他从拉斐特学院毕业后便成为一名传道士。然而,作为神职者,盖洛心中怀揣着一个周游世界的梦想。1896年,他开始了一边旅行一边传教的生涯,足迹遍布非洲、太平洋群岛,澳大利亚,欧洲和亚洲大陆。无论在哪里,他在传播福音的同时都必定随身携带照相机和打字机。盖洛这个**惯不仅为我们留下了19世纪珍贵的影像记录,而且在每张照片下方都附有完整的文字说明,使得这些资料对历史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

  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中,盖洛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03年首次途径日本来到中国时,他就沿途考察了长江流域(包括云南、贵州地区)的人文地理风貌,并写下了《扬子江上的美国人》(A Yankee on the Yangtze 1904)一书。从此以后,盖洛便对这块神秘广袤的土地产生了无法斩断的情愫。于是,他又策划了另外三次旅行,分别挑选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地方,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三山五岳,先后出版了《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 1909)、《中国十八省府》(Eighteen Capitals of China 1911)和《中国五岳》(The Sacred Five of China 1926)等一系列重量级著作。

  初探扬子江

  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一书中,盖洛将长江的地理地貌,沿江的风土人情以及途经四川、云南到缅甸八莫的旅途见闻一一记录了下来。此次旅行,他共计拍摄了五千余张珍贵的照片,并精选一百多幅收录于书中。盖洛将长达万余里路程上的所见所闻编辑成一篇篇短文,翔实的记录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一手考证资料。从他拍摄并精选的照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在中国内地旅行所有可能使用到的交通工具:水上航行有依靠纤夫拉的小船,还有相对先进的木质帆船和铁质蒸汽船;在陆地上则有滑杆、骑马和坐轿等。

  盖洛从上海乘船溯流而上,一路考察了南京、汉口、宜昌、重庆、泸州、昆明和大理等地方。书中,一幅幅完全不同于我们脑中印象的城市画面次第展现读者面前。从照片的简略介绍中,依稀可以看出这些城市中工业化开始露头的痕迹。盖洛还拍摄了许多在旅途中遇到的腼腆脚夫的照片,并用文字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生活气息浓厚。

  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完美地呈现了19世纪初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的历史风貌。之所以此书在众多游记中显得与众不同,那要归功于盖洛作为一个外国纪实摄影家以及地理学家独一无二的拍摄角度。

  重返中国之旅

  1908年,盖洛义无反顾地从旧金山登上轮船,横穿太平洋,第二次前往中国。这次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即是考察长城全线。

  根据这段经历,他写出了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长城的专著《中国长城》。该书收录了由盖洛亲自拍摄的各段长城及周边风景民俗照片共116 幅。在书中,盖洛将20世纪初中国长城全线用照片呈现在我们面前。从渤海之滨到戈壁沙漠,从长城东部的山海关到西部的青藏高原,每个途径的城市,每一座烽火台、关隘遗迹,他都用照相机记录下来。细致入微地将有关长城的传说和沿线的风土人情,用最直观的视觉影像真实地向人们反映出100年前中国长城的原始风貌。

  为了能够更好地表现出长城的雄伟壮丽,盖洛在拍摄过程中很是花了一番功夫。当抵达嘉峪关之时,在这里,盖洛完成了长城“全景图象”的最后一笔。他早就拍摄了“老龙头”,现在该拍摄这条长龙的“尾巴”了。他在长城最西端的烽火台前支起了三脚架,但是这样拍摄并不能很好地表现长城整体。为了让人们看到“长龙”尾巴的全貌,把长城、山崖和山下的河流全部纳入镜头,他在山上仔细寻找,终于找到了山坡上的一块平地。在那里,他拍出了理想的照片,画面上不仅有长城的“尾巴”,还有他自己站立的形象。返回途中,盖洛决定为自己留张影。于是在那比他高一倍的夯土长城前,盖洛把随身携带的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插在长城城墙上,双手捧着一块之前拾来的城砖,用这个场景来纪念征服长城的最后一程。

  盖洛的这次旅行,可以说是西方人所做的第一次徒步考察中国长城。他所著的《中国长城》一书也堪称是一部极具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书中的老照片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和史料价值,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长城乃至中国历史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视角。

  三访遍九州

  在此之后,盖洛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凭借着浓厚兴趣,他又曾两度返回中国。1910年,他走访了华夏神州的18个省府,并于1911年出版了《中国十八个省府》一书。盖洛敏锐地意识到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社会大变局的前夜,为了发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新变化,他依南方、扬子江、黄河的游览次序,分三章列述了对中国十八省府所进行的广泛细致的考察经历。书中收录了盖洛每到一处拍摄的当地自然景色以及人文景观的照片137余张。这些照片勾勒出一个正处于新旧交替、历史关头的中国。这种变化不仅仅发生在学堂和兵营中。一路上,盖洛拍摄了被拆毁的贡院、从废墟上建起的西式学校、旧式的藏书楼和被公共图书馆和邮局所取代的驿站、谈论革命和民主的学生们……其他景观还包括江河湖海、名川大山、著名建筑、街道、城门、庙宇、衙门、总督、巡抚、商人、工匠、以及道士等各个阶级的人。无论是风景还是人,盖洛都将他的所见所闻一一记录在镜头内,让它们来佐证自己所观察到的一切。   最后的五岳之览

  最后一次来华实地考察时,盖洛已经54岁了。尽管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比较虚弱,但在妻子的陪同下,夫妇俩还是坚持一道游览了中国的五大名山。1925年,盖洛在威尼斯去世,当时他正在从梵蒂冈返回美国的途中。次年,《中国五岳》一书问世。

  盖洛的《中国五岳》一书中,收录了104张照片,其中不仅有记录清末民初五岳自然景观的影像,还有在五岳之地生活的各个阶层生存状态的照片。在此书中,他将泰山作为了重中之重。文章的篇幅之大,照片之多,史料之丰富,考察之细致,为其他四岳所不及。其中有关泰山及泰安地区的照片数量共计39张,达到了本书所收录照片的三分之一。这也正彰显出了泰山“五岳独尊”的地位。盖洛在《中国五岳》一书中,用直观的视觉影像展现了泰山庙宇前躲避镜头的尼姑,一丝不挂的小乞丐,岱庙里的森罗殿,泰山神等一系列珍贵的历史场景。而这一切,现如今,或者已经消失,或者已经面目全非。只有盖洛保留下的影像变成了永恒。

  图文结合的“独家游记”

  之所以说盖洛的考察与其他一些流连于表面观察的游记不同,是因为他注重收集地方志和民间传说作为自己摄影作品的补充材料。如果说盖洛在撰写《扬子江上的美国人》时,与其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的西方旅游者没有太大的区别,最能吸引他视线的依然是那些具有异邦风情的风景和人物画面,但是他在旅途中逐渐了解并热爱上了这个国家的人文历史,并且不断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等到他编写后几本书时,便将自己的摄影作品和地方志中记载的故事联系到一起。例如在《中国五岳》的开篇中,盖洛写下了他在泰山听闻的传说:一位名叫石敢当的勇士因保护皇帝而牺牲性命,被后人所纪念,于是很多城市都可以看到刻有“石敢当”三字的石碑。显然,盖洛对这样的故事兴趣盎然,他拍摄下了广西村落附近摆放的泰山石,照片中的石碑正刻着具有象征意义的“泰山石敢当”字样。

  旅途中大部分时间里他随身携带正装:深灰色长礼服,棕色毛皮高帽,外加黑皮鞋。还特地定做了一个4.5英寸宽、9.5英寸长的模子用以印制“手本”。至于身份,“手本”上印的是“持有护照的美利坚旅行者”。这样做是为了更加顺利地与中国达官显贵打交道,从而深入地了解民情,以便使拍摄内容更加丰富。

  除了摄影之外,盖洛还热衷于探险,会使用步枪,经常随身携带一支考尔特手枪。他的马上功夫与他的枪法同样精湛,能随意出入猎头民族、食人民族和俾格米人居住的蛮荒之地。靠着这些本事,盖洛保证了摄影过程的安全顺利,而且还因此拍摄到了其他摄影家难以获得的影像。

  作为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训练的专业人士,盖洛考察中国的角度是独特和具有前瞻性的。如果说对早期中国影像的贡献者有影像人类学先驱、纪实摄影大师庄学本,以及电影教育先驱、电视事业的拓荒者孙明经先生,那么比起他们,盖洛作为那时少数来到中国考察的西方人,对于影像的贡献要早了将近30年。迄今为止,我们仍未发现有第二个人如此全面系统地考察中国人文地理景观。盖洛所著的四本书共收录近500张的老照片、图片、拓片和地图,比较系统地保留了清末和民初中国人文地理风情的历史画面,为当今人们研究中国的纪实摄影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是纪实摄影历史上的不可或缺之人。

  然而盖洛除了照片,并没有从中国拿走任何东西。他对中国是如此热爱,在他位于多伊尔斯顿城的“荒原之家”,人们发现他将“天开海岳”四个字镌刻在自家房子的外墙上。这不禁再次让人回想起盖洛拍摄的那些具有时代感的老照片,作为一位杰出的纪实摄影家,盖洛永远不该被人们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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