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阿道夫·法沙利

时间:2013-11-05

阿道夫·法沙利(ADOLFO FARSARI) 

译自/泰瑞·贝内特 《日本摄影史》

 

“如果你无法理解为什么我的摄影作品比其他人的更有价值,那么别待在这里,去别的照相馆看看吧。” 

 

意大利人阿道夫·法沙利(1841 - 1898)是日本十九世纪最出色的摄影师之一。随着1988年一宗由美国和日本写给其家族的信件被发现,他传奇的一生也逐渐为人所知。法沙利于1885年进入摄影界,这时日本的商业摄影领域竞争十分激烈。很多西方人开设的照相馆,由于在价格上没有竞争力,相继离开日本市场。技术复杂的湿版摄影逐渐被更容易操作的干版摄影取代,这促使了日本本土照相馆的发展。这时的摄影操作简单,成本低廉,纪念照片被作为商品交易,而非珍贵的艺术品。即便是经验丰富的专家也很难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生存,更何况是一个新手。法沙利取得成功的商业策略非常有趣,正如同他传奇的一生。

 

1841年2月11日,他出生于意大利维琴察的一个优渥的中产阶级家庭,母亲奥尔黛西亚来自法国马赛,父亲路易吉则是一位会计兼法庭委任的代理人。1848年,这对夫妇又生了一个叫艾玛的女儿,她于1866年嫁给了公证员圭多·加比纳蒂,可惜此人于1875年去世,这之后艾玛回到自己家中居住。法沙利同样在俯瞰维罗纳城的山上拥有一套乡间别墅,那些家族信件大部分都是在这里发现的。

 

在跟随家庭教师学习一段时间后,法沙利进入维琴察的科德里纳学校学习,之后于1859年离家进入摩德纳军事学校。时值意大利复兴运动和独立战争期间,法沙利成为那不勒斯的第五投掷兵团的一名军官。他曾到过比萨、奥尔帝克力、佛罗伦萨等地,他的父亲曾接到紧急探访儿子的电话,当到达受伤的儿子身边时,他发现自己还需要为其偿还很多债务。正如他父亲后来写道的,“在一连串的事件之后,由于热爱冒险的天性”,法沙利不辞而别。或许是为了躲避债务,他前往母亲的故乡马赛,并于1863年6月登上了开往纽约的奥地利客船“天鹰号”,身上只带着很少的钱以及一些永远不会使用的介绍信。

 

就在抵达纽约几个月后,他在未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娶了一位美国寡妇玛丽·帕琴。1863年12月9日,法沙利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活,他加入了美国内战中的联邦军队,成为纽约第12骑兵团中的一员。1864年9月,他再次为流弹所伤,却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自己享受“跌宕起伏的战争生活”。次年3月,他因在争吵中头部被剑砍伤而在纽约的军事医院中治疗。战争于1865年4月结束,他于7月19日被遣散。8月份,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爱德华降生了。

 

一直到1866年8月之前,他居住于纽约布鲁克林,与两个意大利人经营码头货运。11月时他已决定长期定居美国,因为这时他成为了美国公民。1867年8月,他的二儿子亨利诞生,此时他的家人才得知他的婚讯。同年12月,他写信给自己的父母,字里行间充满困惑和迟疑,信中含糊的提到了纽约的贸易危机和自己的病情。在此后的21年中,他再次音讯全无。

 

此后几年,法沙利的活动不得而知。1865年8月,他妻子与前夫的孩子溺水身亡,1868年6月,他的次子死于肺炎。他声称这是所有麻烦的开始,他的妻子开始酗酒,他们的关系开始恶化。他离家在美国军队中度过了五年,足迹遍及南美、西非以及亚洲等地,很可能到访过日本,因为在他回到美国被遣散之后,他打算加入日本军队。他有什么技能我们并不知晓,但是在途径横滨时,他打算在此定居。不过,他直到1874年才真正移居至此,1878年,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日本的黄页中,身份是横滨烟草公司的经理。

 

在1879年的黄页中,法沙利同一位美国人合伙经营萨金特&法沙利公司,从事出售进口书籍、杂志、地图及奢侈品等业务。该公司最初位于中心大街60号,后于1879年7月毁于一场大火。在1880年的黄页中,该公司已迁至中心大街80号,并一直运营到1883年或1884年初,这时他与合伙人分道扬镳,开始经营其他业务。

 

在继续讲述法沙利的商业活动之前,先引用一封他于1888年4月12日从横滨写给意大利的妹妹艾玛的信,“请不要再提及我的过去,我已备受折磨。我的妻子来过日本两次,但我又把她送回了现在的居住地纽约,我希望她再也不要回来。我们的大儿子于十年前死于伤寒,监护人说他是一个出色、英俊的男孩,之前我已经有五年左右没见到他了。”

 

加特兰在其《斯蒂尔弗莱德年表》中引用了1879年5月15日的日本公报邮件目录,其中包括当月10日来自旧金山的乘客名单,其中包括“法沙利夫人及儿子”。1880年同样可以查到法沙利夫人离开横滨其丈夫住所的消息,“法沙利夫人及孩子”于1880年8月26日离开横滨。

 

通过法沙利夫人在纽约的墓地,可以找到更多关于其家族历史的信息。玛丽·G·伯克(1847 - 1900)于1860年前后同家人一起离开爱尔兰移民美国并于纽约定居。在16岁之前,他嫁给帕琴先生,1857年7月他们育有一子亨利。在1863年她与法沙利结婚时,玛丽的身份已经是一个丧偶的寡妇,证据是在1866年10月,她花费了300美元在纽约布鲁克林的绿木墓园购置了一处独立墓地。亨利·帕琴死于1866年7月10日,其死亡证明中的死因是溺水。法沙利的第一个孩子爱德华出生于1865年8月6日,于1877年9月30日死于伤寒,时年12岁。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亨利出生于1867年8月30日,于1868年6月19日死于肺炎,只有9个月大。陪伴法沙利夫人在1879-1880年间前往横滨的是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威廉(1868 - 1924)。而贫困的玛丽则于1900年于纽约布鲁克林死于肺炎,同法沙利的三个儿子以及亨利·帕琴一起葬于绿木墓园。

 

现在我们回到1884年的日本,萨金特&法沙利公司仍然在当年的日本黄页中,而在次年的黄页中,萨金特便已为美国贸易公司工作,而法沙利仍然在中央大街80号经营法沙利公司,出售“书籍、地图和照片”。尽管黄页上的地址、广告等通常都会有些延迟,不过我们可以保守认为他们的合伙关系在1883年至1884年初结束。基林的《日本旅游指南》第二版是由法沙利公司1884年5月1日发行的,所以其合伙关系的终止肯定在此之前。前文提到法沙利经营“照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开设了照相馆,他有可能只是代理销售其他照相馆的照片。在1880年基林的指南手册中,一则铃木伸一照相馆的广告中提到其照片由萨金特&法沙利公司代理。不难想象为何法沙利急于开设自己的照相馆,毕竟在过去的很多年间他的公司一直都在出售地图、旅游指南以及照片,他常年同各种游客打交道,了解他们的购买习惯和喜好,更不用说自1879年以来他一直和斯蒂尔弗莱德照相馆在同一建筑中办公了。

 

法沙利于1885年成立了自己的照相馆,他获得了货源、底片以及日本摄影协会的青睐(斯蒂尔弗莱德&安德森是这一公司的商品名)。一些学者认为其开设照相馆的时间要更早,但是该照相馆此后的广告清楚说明其创始于1885年。法沙利迁入海岸路17号,并很快就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1888年1月17日,他在时隔21年后再次给家人写信,“现在,我是一位艺术家、摄影师和画家,并且生意上经营得很好。要不是因为1886年二月的一场大火给我造成了6000美元的经济损失并使我不得不从头再来,我确信一年后我就可以准备退休。在重新营业之前,我用了一年时间在日本旅行以重整旗鼓,现在我已重新营业12个月了,生意让人非常满意。”

 

1886年的火灾毁了法沙利的底片,非常遗憾的是,其中还包括一些来自比托和斯蒂尔弗莱德的流入市场的底片。这场火灾的后果是他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在日本四处摄影以补充货源。当然,这也是对其摄影能力的一个测试,我们后面很快就会提到这一点。火灾中海岸路17-20号被毁坏,在1886年2月13日的日本每周邮报中有详细的报告。而臼井位于横滨的照相馆所在的海岸路16号似乎并未受损,但臼井仍然迁回了大手町,二者间短暂的竞争也告一段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法沙利次年搬入了海岸路16号并在此营业十年,在1890年末,法沙利的照相馆有32名雇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时由于思乡,法沙利突然决定返回意大利,1890年4月21日的日本每周邮报记载其搭乘了4月6日的汽船刚果号。

 

法沙利还给他的家人带来了另一个惊喜,与其随行的还有女儿菊子,她出生于1885年,母亲是一位姓长岛的日本女子。法沙利本打算再回到日本继续经营,但是他在1898年2月7日去世,就在57岁生日的前几天。他的妹妹艾玛写信请求法沙利之前的合伙人萨金特处理其在日本的资产,萨金特回应道只有少量的钱能邮寄回意大利。随后,该照相馆仍列于1900年的日本黄页中,只是被日本经理殿仓常太郎接手。1913年,其所有者变更为深川,经营则由菅原负责。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23年的摧毁了横滨大部分地区的大地震,自1926年开始,日本黄页显示该照相馆迁至神户,持续经营到至少1929年,所有者为菅原先生。

 

在家信中,法沙利坚持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好的商人。从他关于自己早期经历的描述和其父亲的警告信中我们可以得知,他似乎总是陷入债务之中。不管怎样,他同萨金特的合作似乎是成功的,并且他一手创建了日本最成功的照相馆之一。他进入了一个充满低价竞争的行业,但是却采用了高价高质、大力推销的商业策略。利用斯蒂尔弗雷德&安德森的声誉进行销售同样有所帮助,在1887年他把自己的法沙利公司称为新的斯蒂尔弗莱德&安德森,在广告中他毫无愧色的提到后者曾获得1884年加尔各答世界博览会摄影金奖。当然这仍然不够:法沙利需要一些能与数量激增的日本本土照相馆竞争的其他不同的特质。

 

法沙利此前并没有摄影经验,他偶然发现了一种独特而高级的照片上色方法,可使颜色久不褪色。他还训练照相馆里的上色师,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如实反映日本服饰、风景、建筑的色彩,他提到这一训练持续二至四个月,这期间不给他们任何报酬,而“合格”的上色师的收入则可以达到其他照相馆的两倍。在这里一周工作六天,每天早八晚五,周日如果工作的话会有额外的加班费用。似乎法沙利本人也有一些艺术方面的天赋。

 

法沙利的市场策略直接而系统,他在广告中从不讳言其竞争对手照片中不自然的上色会迅速褪色,即便是在当时广告内容中的陈述已可以相当自由,但仍然是一个很强的挑战。那么,法沙利说的对么?

 

拉迪亚德·吉卜林在1899年对其上色水平的态度很明确,科尔塔兹和韦伯编著的《吉卜林在日本》中提到,“……来到日本……你一定要购买照片,法沙利照相馆出售的是最好的……上色的照片通常都是不受人喜欢的,但法沙利知道如何根据这个神奇国度的光线准确用色。在汽船的甲板上我嘲笑他红蓝相间的山坡,但是到了山上我看到的山坡正是如此。”波顿在文章“日本摄影”(1887)中提到他曾拜访过法沙利,“法沙利雇佣的艺术家在制作时缓慢而仔细,他对我说如果一天可以制作两三张作品他就很满意了。这使得每张照片都可以上色精美,确实我从未在别处看到比法沙利照相馆更出色的上色照片。”

 

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我们可以自己从保存至今的相对较多的法沙利照相馆制作的相册中找到证据。这些相册中的照片仍然色彩生动、赏心悦目,而通常其他照相馆制作的照片的色彩就保存得没有这么好了。不过,我们偶尔也会到比托、斯蒂尔弗莱德、日下或玉村等人的上色照片同法沙利的一样精美,且没有明显褪色。事实上,在法沙利1890年返家之后,其照相馆制作的照片质量开始参差不齐。至于法沙利的上色作品是否比他的竞争对手们更“自然”,现在仍是日本艺术研究者们的潜在研究课题。而法沙利真正超出其他人的是其1891年之前的上色作品的一贯的卓越品质。

 

从他的信件中,我们知道法沙利并没有把自己看作一位伟大的摄影师,他之所以能够照出好的照片是因为“摄影是一件很机械的事情”。尽管这里有干版摄影容易操作的因素,但他仍然过于谦虚了。法沙利不仅仅是一位称职的摄影师,他在拍摄风景和肖像时“有一双艺术家的眼睛”。虽然浏览他的作品有时会感到有些“机械”,但他的作品肯定同比托、内田、斯蒂尔弗莱德不同,无疑他是一位聪明且熟练的摄影师。

 

他用意大利语写的信中还有其他一些有意思的内容,他说50%的游客都是业余摄影师,他受益于此,且将一间暗房提供给他们免费试用。他的照相馆就在受欢迎的大饭店隔壁,他出售的照片只有1000种左右,有趣的是这只有日下所吹嘘的数量的一半。法沙利自己雇人制作漆制相册,从英国进口纸张,他声称——当然这么说并不正确——自己是日本唯一的欧洲摄影师,并补充道现在有那么多的日本摄影师,以至于随便丢一块石头都能打中一个。由于他经营的照相馆曾多次失火,他把自己所有底片的副本都存在远离照相馆的地方。他的所有照片底部都印有法沙利的名号,不过当这些照片被放入“高级”的相册中时,这些签名将被裁剪掉。他说其相册中的照片要小于其他照相馆的,根据笔者的经验:法沙利的照片约为9.5*7.5英寸(245*195厘米),而其他照相馆的尺寸则至少为8*10英寸(260*205厘米)。法沙利向他的妹妹坦言,自己的绘画技巧并无秘密可言:用刷子蘸水将照片打湿,然后施以“橡胶颜料”。他强调并未添加清漆,泛光的效果来自于他进口的纸张。

 

法沙利似乎一直同当地社区和外界交际良好,不过在自己的公司里他会感到更加舒适,雇员们称他为“那个严肃的家伙”。他同样有些古怪,他告诉妹妹自己在冬天总是生病,只有躺着才会感到舒服。所以,他经常穿着睡衣躺在办公室里面接待买家和访客。他总是鞭策那些不能保持高的工作水平的雇员,并且以门上挂着的鼓励那些无法欣赏他的照片的客人离开的标语为豪,他同样以自己为意大利人为豪,他通过向意大利国王献上一本特制的相册而重新获得了意大利公民的身份,并获得了骑士称号。他在一封1889年写给妹妹的信中自豪地提到,他从书本中自学摄影,没有受到任何其他人得帮助。

 

阿道夫·法沙利的生活中充满诸多变故,这导致他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而在1880年代在横滨开设照相馆大概也是他意想不到的人生结局。在意大利发现的家族信件让我们得以一窥他的一生,尽管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仍不清楚为什么他离开意大利,为何同父母21年不曾联系,以及为何对自己的妻子如此无情。或许他这么做都是有理由的,或许没有。他是一个有才华但谈不上伟大的摄影师,他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令人瞩目,他凭借一己之力,使得日本照相产业的完全本土化延迟数年。并且由于他的新的上色技术,给我们留下其商业和艺术活动的持久的证明。他的很多摄影作品都被收录于沃尔特·德·玛尔的《环球看日本》(1903)一书中。